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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2-14 16:4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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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云南小说中短篇综述 |
分类： 文学评论 |
按：《2020年度云南中短篇小说述评》分五个部分在我的公众号推出后，受到热心人的持续关注，这对评论写作者是个心理的安慰。但在热心朋友的帮助下，迅即发现述评的“遗珠”之恨。既是“述评”，尽可能周全，是评论作者的应有之意，因此，以“补遗”的方式，再说一说现在发现的“遗珠”。
2020年度云南中短篇小说述评（补遗）
宋家宏
过去从未读过大理作家杨友泉的小说，这次一读，令人惊叹。他发表于2020年第六期《湖南文学》的《一筐红苕》，是一篇悲剧意味浓郁的小说，又以轻松、幽默、诙谐，饱含嘲讽与无奈的笔调呈现，小说的文字极有个性和吸引力，这样的文字能力和小说的构思与想象能力，非一朝一夕可抵达。这篇小说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个女人用一生来回报她的救命恩人。小说开篇即写“饥饿”，写得惊心动魄，稍有历史知识的读者都会明白故事发生在“困难时期”，作者把“饥饿”作了归因，土地的贫瘠，少见的干旱，使叙事主人公挖不到一筐红苕，却在地里救起了一个饿倒的“半大人”。大量的笔墨集中于家庭内部，夫妻间恶语相向，丈夫无能承担起家庭的责任。被救起的“半大人”不走了，此时才发现这是个小女人，她因此而获得了“红苕”之名。她要报答自己的恩人，饥饿却使他们无力“圆房”。她有着顽强的求生意志和坚韧的生命力，肩负起为杨家传宗接代，延续生命的重任，承担起难以想象的苦活重活。最后连骨灰都还给了救命恩人，被杨朱在不知情中吃到肚里去了。小说最后的一笔，充分展现了作者的想象与笔力，和一个优秀作家内心必须的强悍。杨家在自身难保的境况之下，救了红苕的命，这是“大爱”；红苕一生都在报答杨家，终老于外出当保姆的任上，这是她的“大义”，红苕的一生更体现了她对命运的反抗。感谢《湖南文学》发表了云南的一篇好小说。苦难的生活，悲剧性的故事，如何才能写出动人心魄的小说？只有不止于对苦难的直观描绘与呈现，而写出人对命运的反抗，在反抗命运的过程中体现出人的崇高，生命价值的壮美，才是好小说。读这篇小说让人想起刘恒的《狗日的粮食》，张贤亮的《绿化树》等小说。 钱静，也是我们不大熟悉的作者，他发表《四川文学》2020年5期上的短篇小说《打捞》，是一篇读着想读下去，读完有话可说的作品。老一代的生活理念与年轻一代格格不入，他们的理念来自于历史的记忆，来自于个人的经历，刻骨铭心的战争记忆伴随了他的一生。有意味的是，对他的一生造成深刻影响的不是战友的牺牲，自己的负伤，而是给予他伤害的敌国的小姑娘。也许，这是最真实的记忆。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记忆中留下的是战争中人的坚毅、顽强与机智、勇敢，无论是敌方还是我方。当这些精神品质与苗族人的遥远历史融会在一起时，在小说的主人公——“我”的父亲的脑海中爆发出了艺术之光，画艺并不深厚的战争英雄乡村退休教师，在苗族妇女的服饰上获得灵感，用自己心灵在一块画布上描绘出了一个民族的“迁徙史”，所有观者无不为这块画布称奇。大风吹走了这块画布，他为此不惜付出一切，那怕生命也在所不惜，最终从悬崖上“打捞”起这块画布。与此对应的是“我”的儿子，终日沉迷于手机，最终为“打捞”手机丧失了生命。小说包含的远非“代际冲突”，而是时代变迁蕴含的社会内容。作者的价值取向显然是父亲一方，其实，小说所蕴含的内容并非作者处理的这样简单，单向度的取舍难以呈现整体的复杂性。小说以第一人称叙事，老一代与下一代夹缝中的视点，由此获得叙事的自由度，并能自然地体现自己的价值观，还有伏笔运用等，都颇具艺术的匠心，只是用一场大风卷走画布略感生硬。 崔玉松的短篇小说《羊啊羊》发表于《当代》2020年第4期，在“云大评刊”的讨论中，多位评刊成员给予关注，这是一篇较为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品。小说有许多生动的细节与人物心理描写，人物关系的展开显示了作家对乡村生活的熟悉，她在扶贫故事中描绘了真实的乡村世界的面貌。小说主人公二叔为获得村里宝贵的养殖大户的名额，费尽心机，获得之后，却又不能按自己可能的规模发展，因为县乡干部都要政绩，迫使他超出自己的能力贷款。为了还贷款，二叔不得不杀了一头又一头最好的羊，只因为上级领导想尝一尝当地的羊肉。小说中的二叔终于破产了，欠下了可能这一辈子都还不清的债务。
云大评刊成员刘格妤说：“本来想帮扶农村人民致富是好事，可官场人情却让好事变成了恶心事。二叔每杀一头羊，心就痛一次，可是杀了头羊和怀孕的母羊还没有解决补助款的事。吃饭，领导都来，办事，却各种推脱。作者是云南曲靖人，小说中运用了一些云南的方言，既刻画出农村人民的朴实，乐观，也让云南读者读来亲切。”陈林博士认为：“崔玉松写出了作为整体的底层经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作者对乡土中国的人伦关系、基层社会的权力关系、乡民朴素的宗教信仰，以及彼此之间的有机关联做出多重表述。在常见的国民性批判模式和牧歌模式之外，崔玉松提供的文本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中国经验’和‘中国问题’”。
马玫2020年5月发表于《大地文学》的《跳舞的女孩》写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小说以第一人称叙事，“我”遇到了一个身患绝症的女孩，因同情而帮助她，渐生情意。生活的艰辛，无家的漂泊，使他退缩了。小说的最后，可怜的祖孙俩不知所终，在“我”的内心徒留伤感。小说的人物关系以及人物的背景已经设置得很好，祖孙俩并非血亲，“我”的童年也遭遇亲人的抛弃，这些已经具备更深入地突进人物心灵世界的可能性，使这个非常态的故事产生更有深度内容，揭示更常态更普遍的人性内容。惜作者未能作这样的探索。
对一篇综述性的文章来说，“补遗”之遗，既是补“遗漏”之遗，又是补“遗憾”之遗。补遗的过程确也发现了令人难忘的佳作，如《一筐红苕》，这是非常令人高兴的事，若这篇“述评”文章没有述说到这篇作品，对我来说，是非常遗憾的事。补遗之后，还会有“遗珠”吗？相信还会有。本文却难以再续“拾遗”、“补编”之类的文字了。写作总是有缺憾的。对一个严肃而自信的作者，一个有文学理想的作者来说，被“遗珠”当然不快乐，却也并非什么了不得之事。也许还有作者根本不愿意让你“述”让你“评”呢！评论不可能不带有个人的色彩，没有主体性的评论是非常乏味的。好作品却不会始终被评论遗忘，被时间埋没。写出名篇佳作，是每一个写作者理所当然的追求。好作品无关发在什么刊物，更无关有无评论、被谁评论。
2020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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