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度云南中短篇小说述评（四）

宋家宏 

四，

2020年的云南小说创作，涉及面相当宽泛，仅以笔者有限的阅读来看，远不是寥寥几个类别就可归纳，何况还有不少作品由于各种原因并未读到。这里还想说说上述几类难以归类而又有其特色的作品。

潘灵的短篇小说《叫了一声》，发表于《芙蓉》2020年第3期，发表后即引起一定的反响。责任编辑杨晓澜对这篇小说显然是特别推崇的，她说：“《叫了一声》富有经典短篇的调性和内韵，小说是母亲内心深处的一声自然呼唤，却是徘徊在大变革时代人心惶惶间的一声善意提醒，这是中国式典型人物对信仰的执着坚守，对大爱的无声传播。母亲平凡、迷信、固执，可在生命与善意前面，她心爱的崇拜的玉佛，也可随意送人。在她的心里，人的善良才是人人该供奉的活菩萨。小说以小见大，一件小事藏有千斤之力，如同作者只轻轻叫了一声，却涌来万千波澜。在习惯掉在描摹丑恶与虚伪叙事陷阱的当今整体写作环境中，这种有情义和善美的‘一声’，非常可贵，延续了中国小说的传统，回到了小说写作的初心。”

“云大评刊”成员魏启瑞说：“《叫了一声》这篇小说体量虽小，意味却深，读来五味杂陈。城乡价值观念的差异、两代人之间巨大的代沟、婆媳矛盾与夫妻关系、生活的经济压力和多重困境等都溶于这个现代城市小家庭的生活切片中，每一侧面都可能引发不同读者的共鸣。母亲形象较为特别，愚昧固执之外是一种真实的善良，算得上小说的亮点，也为小说结局增添了转折。”另一评刊成员田彤彤说：“小说的语言轻松平实，情节设计新颖、完整且丰富。特别是吴光贵这个角色，贯穿于整个小说情节的始终，这样的一个平民化角色特别接地气，让我联想到了池莉《烦恼人生》中的印家厚，从而感受到小说的情节就发生在自己身边，虽然细碎、平常但并不无趣。但与《烦恼人生》不同的是，这篇小说利用人物的性格与他们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深化了关于人性问题的思考。小说所写的人性之善能触及到人心中最为柔软的部分，令人感动。”小说最有价值之处就在于，借一件生活中似乎很小的事，写出了“母亲”的善良，写出了人性的善良，这也是小说的动人之处。

雷杰龙近年小说创作常以历史为题材，《人民文学》》2020年第4期发表的短篇小说《记骨》是其中一篇。小说以唐传奇中的小说《吴宝安》为基础重写,原作仅2000余字，雷杰龙的小说为17500余字。改变的当然不仅是字数，对历史与历史人物如果没有当代人的认识与理解，就不需要去写。借古人的骸骨，吹进自己的灵魂，是当代人写古人的必须。古人的小说《吴保安》以“义”为中心，义，属于传统文化中含义极为广泛的道德范畴，仁、义往往并称，是“君子”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延伸到朋友之间的情意，为人处世必需讲义气，守信义，有情义。唐传奇中的《吴保安》歌颂的就是主公人遵守的传统之“义”，吴保安的“高义”。雷杰龙改变了什么呢？他吹进了何样的灵魂？雷杰龙把故事设置在天宝年间大唐征伐南诏前后，主人公杨仲翔为个人的功名被卷入残酷的战争，失败之后被浮为奴，写信求助自己曾给予过一点帮助，而从未谋面的朋友吴保安。以“国家”的名义，用杀戮拓边，枯骨埋异地，也不过是用“忠义”化了装的一已私利。吴保安竟然十多年为救助这位未谋一面的朋友，抛妻弃子，倾家荡产，终于成就了天大的“情义”。雷杰龙小说的故事框架并没有大的变化，但叙事角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原小说是作者的全知叙事，雷杰龙小说以杨仲翔为叙事主人公，第三人称的限制叙事，让读者进入他的内心，让他为此忏悔。他为自己的私利，置朋友于道德高地，促使他为自己付出惨重代价。仁义并重，吴保安抛妻弃子，是为不仁，“仁者爱人”，连自己的妻儿都不爱，何谈仁义？雷杰龙在小说中让杨仲翔在去世前要儿子在他的墓碑上刻上“不义之人杨仲翔之墓”，儿子当然不会如此刻字。这是雷杰龙之笔，是雷杰龙让杨仲翔忏悔。雷杰龙把古人小说单纯推崇义气、情义的“义”，用新的叙事剥开了其中的矛盾，也就对传统文化的“义”作了现代的深度剖析。

年轻的焦典，出生于云南边地，她的文学之梦从写诗开始，目前在北师大读“文学创作与评论”硕士，她发表在《人民文学》2020年9期的短篇小说《黄牛皮卡》令人耳目一新。这篇小说似写边地与民族，民俗与风情，实则隐含关照的是当代城市生活问题。最后一个毕摩连同他的老黄牛消逝了，那自在、安然而神秘的生活也必然消逝吗？正如“云大评刊”桂春雷所言：作者“唱一曲哀而不伤的挽歌，很难不让人想起沈从文的早期创作，却显然更为从容的捕捉到了‘生生不息’这个词所应有的律动，并以相当成熟而细腻的笔法，突破了猎奇的‘异乡’写作。”小说语言极富张力，明亮、简洁、内敛而饱含诗意，本篇小说的责编梁豪说：“这是一篇可以看语言的小说，或者说，是被语言挑动起来的小说。”叙事的节奏，所留“飞白”也让人想起沈从文的作品。同为“90后”桂春雷惊喜地说：“这无疑让人对文学有了更坚定的信心。这信心足以让我们意识到，‘95后’这一代际概念暗示的担忧，不免有某种不必要的所谓前辈的优越感；也应提起我们的反思，所谓年轻一辈的‘后必胜今’，同样需要文化底蕴的支持。”

教授写小说是近年的一个现象，于昊燕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她发表于《边疆文学》2020年4期的中篇小说《掀起你的盖头来》也是一篇有特色的小说。关于大理，我们读过不少小说、散文与诗歌，或多或少大理在我们的心中已经有了相对固定的形象，于昊燕给我们提供了不一样的大理形象。她掀开了大理的盖头，这个“盖头”就是我们以为已经熟知了的大理。小说以大理古城城墙边的一个客栈“水云阁”为舞台，拉开大幕，或者说慢慢掀开“盖头”。开始的两节基本上就是我们自以为熟知的大理，热闹而又安宁，温馨而又饱含风情，是人生旅行者疲乏休憩的港湾，五方杂游，与世界相联。也就在这两节中作家悄悄地引出了小说的主人公，埋下了故事的线索。——作者对老舍有研究，而老舍是戏剧大师，这两节已经可以看出戏剧的结构对她写小说的影响。登台演出的是两位主人公：落魄艺术家司徒雷锋、来自中国北方的天真女孩果儿。他们两人并没有发生故事，他们自己上演了生死存亡的故事。客栈主人张先生和他的妻子是两场戏剧的串场人物，亲眼目睹了令人感叹不已的戏剧。落魄艺术家不名一文，在命悬一线时被张先生用他的智慧拯救了出来；果儿却没那么幸运，她陷入PVA圈套，遭遇劫难，生死不明，尽管张先生也已尽力。大理还是那个大理，大理已经不是先前的大理，它是中国的大理，世界的大理。风俗民情与世界文化共振，行走着多少来自世界的伤心人，上演着多少边缘人的故事。这篇小说叙述与描写融为一体，文字行云流水，也没见到教授们写小说时常见的弊端：一个理性的教授站在感性的教授之后，后一个自己指挥着前一个自己，结果小说理性的成分重于感性的成分。但如果这篇小说压缩一些篇幅，写得更精粹一些，不是更好吗？精粹，是对艺术更高的要求，也是教授们讲课时常常说起的艺术境界。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