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主按：这是这篇长文的第三部分，全文请共五部分。

2020年度云南中短篇小说述评

宋家宏

三，

在抗疫与扶贫的大环境之下，作家们在感悟生命的价值，生存的意义。这是一个更广泛的领域，它与现实同步，也与历史相联，更与作家内心体验的深度紧密相关。

伍世云的《送伴》发表于《收获》第5期，是今年云南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这位初出茅庐的青年作家，小说发表后引来众多的关注。“云大评刊”讨论时，评刊成员对这篇小说有说不尽的话。硕士生马艳娥说：小说“写的是一个‘炉中火命’的有命数的孩子，被动中陪伴死亡，怀着恐惧的心理送完死者最后一程，小说写出了鬼气深深。让读者体味到毛骨悚然的恐惧和阴冷。”已经成为图书编辑的唐诗奇说：“《送伴》令人震撼。对于‘送伴’这种特殊题材的书写，作者没有停留在猎奇的窥探，而是深入人物的内心，把来自记忆深处的那种恐惧、疏离、纠结写得淋漓尽致。”硕士生李颖说：“这篇小说写出主人公几次‘送伴’的过程，阿正的心理也在不断改变，由原先的恐惧到后来的麻木，以及文末对恐惧的解脱。作者在细致地刻画阿正心理状态的同时，也打破时间的限制，不断地转换叙事时间与视角，回忆与现实交叉，增添了叙事的丰富性。”还有很多对这篇小说的艺术及内涵充分肯定的话。我读完之后，感到这是一部关于“命运”，关于“存在”的小说，是一部“入心”的小说，一部我追寻的“心灵现实主义”的小说，同时感到，写这部小说的作者有多么伤痛的童年经验，才能写出这样心灵的泣血之作。

包倬的《驯猴记》发表在《长江文艺》第10期，研究生毕晓蕾认为：这篇小说写“方家三代与猴子的故事，实际上是人在征服自然过程中的缩影。方小农在人类征服自然万物的过程中，做了一次‘叛徒’，自然万物和谐共存的主题也在他与猴子的‘生死与共’中逐渐清晰。”武汉传媒大学教师刘敏在“云大评刊”的线上讨论中也认为：“祖孙三代与猴子之间不同的悲情羁绊，伴随着隐去了的时代话语符号，传达出作家试图再现历史现实的文学理想。训猴者一出场就已是被生活打压的抬不起头的形象，他把对生命的温情转移到猴子身上，驯猴成为他人生仅存的英雄梦想。但当驯猴者想让猴子离开培养它奴性的地方，重返自然时，这只听话的猴子却失控了。个体的生存尊严与万物有灵的生命哲学相互碰撞，究竟是谁在拯救谁？谁才是真正的弱者？小说如设问般的结局，引我们走向对故事更深层次的思考。”小说以被驯之猴孙小圣无法返回自然，人与猴相互一跪为结局，其中的无奈与悲情，令人动容。在我看来，小说中人与猴的关系，又岂止于人与被驯的动物，它也象征着人与人的关系，上流社会与被他们驱使的下层社会的关系又何尝不是如此，在“驯化”别人时自己也被驯化，只有相互一跪，才能求得安宁。这篇小说同样具有对生命与生存的形而上的思考内涵。

和晓梅《落地生花的银》（见《十月》2020第5期）把目光投向历史的深处，探寻战争中人的生存状态，1936年两军对垒与人性的冲突。谢轶群说：“和晓梅的小说，故事极有戏剧性，但从不叙述得酣畅，她惯于把原本曲折跌宕、引人入胜的情节用细节特写、心理陈述、插叙阻隔、旁观议论等切割得支离破碎，给阅读带来难度也带来探究的蕴涵。”他认为小说的“传奇性、历史感、宿命意味和现实人文关怀在《落地生花的银》里熔铸，沉雄，苍茫，而又庄严。”研究生罗文斌认为：这篇小说“记忆与现实无缝交替，双轨平行的并置书写，打破线性叙述的时间流。加上二者的反复交替，外公藏匿的往事被嫁接到现实，放置在相同的时间段里，行成共时化的叙事结构，大大增加小说的可读性。”同时，他又感到：“小说在情节和叙事技巧上取得成功，对于人物的内在矛盾冲突的书写，仍存有一定的缺憾，不管是在外公纠结是否搭救欧明阳时的犹豫，还是质问欧明阳为何枪杀好友灰爷时的不解和悲痛，和晓梅对外公内心的矛盾冲突，都缺少一定的完整与细腻展现。”

读陈鹏的小说是有难度的，他对先锋小说情有独衷，虽然中国的先锋小说早已远去，他却始终追寻着先锋的背影继续前行。《收获》2020年2期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麋鹿》，沿续着他一贯的风格。正如本篇小说的责任编辑所言：陈鹏“一直在开拓新鲜的领域，打破文体的界限，读他的小说一直都有新鲜感，《麋鹿》这篇小说，体现着他的创作观念。在阅读中能感受到，作者在创造中感受着快乐。”也许只有少数读者在阅读中与作者一样感受着快乐，但在当前同质化严重的小说创作界，陈鹏写出了不一样的作品。小说以第一人称叙事，作品中的“我”的人生经历几乎与可与作者重叠，但作家是以这种似乎写实的方式隐藏着虚构的本质，陈鹏说：“《麋鹿》原名为《加谬之死》，是我对自己想象力的一次任性发挥，除卢马兰，墓地，旧居外，其余全是虚构。”“云大评刊”成员研究生田彤彤在讨论中说：“小说的虚构性在作者第一人称叙事视角与元叙事手法的使用下逐渐淡化，情节虽然虚构，但阅读的感触却格外真实。当作者描写到自己在加缪的墓地前与他展开了一场神秘对话时，这里的‘空缺’给予读者更多的想象。”陈鹏要在小说中表达什么？另一“评刊”成员赵小爽说：“读这样的小说，读者的可参与度其实是很高的。”“小说开头带着朝圣之心驱车而来，结尾逃离一般加速离开。轻烟似的麋鹿，就像历史的迷雾。没有人知道所谓的真相，每个人都可以重构真相。通过加缪之女的言谈，加缪的世俗形象被颠覆。”评刊讨论的过程中，始终没有一位同行明确说出了对小说“立意”的理解。还是让陈鹏自己来说吧：“我想据此探索孤独、偏执、坚持及葆有希望又相当无望的人性悲剧”。

爱松在岁末年尾发表了两个中篇小说，一是《安徽文学》2020年12期的《蓝波》，二是《雨花》2020年12期的《第二季》，可以看作是同一题材的“姊妹篇”。两篇小说用的是同一“引言”，引言开篇即说：“我是19世纪法国诗人兰波未完成的半部诗篇，藏在对《地狱一季》的诘问中，被命运安排，去寻找未来的母体。” 阿尔蒂尔·蓝波是19世纪法国著名诗人，早期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超现实主义诗歌的鼻祖。他用谜一般的诗篇和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吸引了众多的读者，成为法国文学史上最引人注目的诗人之一，《地狱一季》是蓝波的代表作。爱松的这两篇小说分别以“蓝波”和“第二季”命名，小说与这位文学史上的著名诗人及其作品的关系已非常明确。进一步看，小说以第一人称叙事，如今，“我”“经过漫长的找寻，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我游荡到了中国一个叫作‘晋虚城’的小镇，终于在一座教堂的赞美诗中，看到了即将成为我的母亲的蓝波。”“我”即这两篇小说，也就是晋虚城的母亲诞生的双胞胎！这一构思及其“引言”已经把爱松创作的追求表达得非常清楚，其中的自信，甚至不避有可能被指责的“狂傲”。《雨花》的责编认为，爱松的小说是对“伟大诗人兰波的作品《地狱一季》的一次盛大致敬。”，“作者打破了文体的界限，既可称之为散文，亦可看作小说，甚至，是一首充满丰沛情感的长诗。其形式新颖，而意蕴丰厚，文中大量西方意象、典故的使用，使阅读充满难度，亦带来别样的阅读体验。”确实如此，对更广大的读者来说，阅读这两部作品，可能更多是体会到阅读的“难度”。文学创作总是需要一些作家提供更加异质的作品，推进文学的发展。云南有爱松，是让人高兴的事。

大理作家马碧静是位有实力的小说家，她发表于《四川文学》2020年第6期的短篇小说《老年记》关注老年群体的婚恋，把主人公董芳的故事写得波澜起伏，人物微妙的心理描写细腻而深入，第三人称的限制叙事使小说人物与读者产生了更为亲切的感受。也许是疫情之下的写作，作家对生命的感受也有了紧迫感，董芳与杨师再度相逢，错过的机会却永不再来，当年的矜持、保守、为了女儿的牺牲，是对还是错？一切只能留给自己去品尝了，晚年的孤独却是一份生命的报答，小说的诗意与感伤意味在平实的叙事中流淌。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