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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评“80后”

(2014-02-26 22: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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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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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评“80后”

宋家宏

 

云南人民出版社近期推出的“80后批评家文丛”是出生于80年代的青年文学批评家的一次集体亮相,这套文学批评丛书展示了八位文学批评家的智慧与才华,也记载了他们在文学领域十来年的成长历程,深耕理论,评说前辈,重读经典,思考批评,是这八本文学批评论文集的总体特征。作为文学批评家,他们也关注当下创作。我更在意他们是怎么评论他们的同代作家的?“80后”批评家如何评论“80后”作家?

“80后”作家出道早于同代人的批评家,十年前他们就登场了,正值中国社会转型之初,市场经济大潮涌起,他们天然地与市场接了轨,出版商及媒体的介入,市场化运作的需要与青春期的叛逆两者相遇,很快推出了“青春文学”的标志性作家,以叛逆与张扬的个性横扫文坛,似乎一切价值都要重估,一切文学传统都已过时。在作品令人耳目一新的同时,他们也拒绝了批评。“韩白之争”更是令批评家们避退三舍,惹不起还躲不起吗?当抄袭也被他的同代人鼓掌欢呼,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时,强化了这一代人与过去的不同,不能不令人怀疑起究竟是谁的价值观出了问题?相当长时间以来,主流文学批评淡出了有关“80后”的创作,正如本丛书批评家之一的傅逸尘所说:“主流文学批评界对‘80后’文学的态度是冷漠与暧昧,更多的批评家采取了一种高高在上、冷眼旁观的态度。”“抄袭和模仿之风蔓延,同质化趋向和模式化写作,不但极大地抹杀了‘80后’创作的文学成就,而且阻碍了他们的创造精神的发展”。对这些问题的深度解析似乎也只有等待他们的同代人来批评了。(《文学批评与“80后”的文学》)由此,批评界以至整个文学界都在呼唤“80后”批评家的登场。

文学批评家的成长注定比作家更为艰难,丰厚的学养,理论的穿透力,敏锐的艺术感觉,必要的学术训练,皆非朝夕可得。在“80后”作家出现后又过了十来年,他们的同代批评家终于集体登场了。尽管这些年来他们没有把主要精力集中于对同时代作家的评论,但也还是用了一部分力量来关注他们。把这套丛书中“80后”对“80后”的批评集中起来看,还形成了相对的完整性。

刘涛的《抄袭与“夫妻相”——从郭敬明的〈爵迹〉谈起》,是对“80后”曾经的代表作家郭敬明发表在《收获》杂志上作品所作的尖锐批评,他非常认真地分析了郭敬明的《爵迹》与另外两个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的作品竟会雷同的原因。毕竟是同时代人,成长背景相同,所受文学艺术影响相同,而批评家的刘涛所执的立场并非郭敬明的商业立场,而是文学艺术千古传承的精神价值的立场,批评文字刀刀见血。何同彬的《关于〈独唱团〉的“二重奏”》是对“80后”另一位代表作家韩寒所编刊物《独唱团》夭折的评说,由刊物及人,嬉笑怒骂,令人捧腹,排列出韩寒一连串的“被高估”,再分析韩寒的并非“清醒”,以及这位时髦青年的“奇迹”的危险。无一脏字,鞭辟入里。回想当年“韩白之争”时,韩的表现,何等粗俗!同是“80后”差别怎么这么大呢?

“80后”的创作已经走过十年,这个以代际划分的群体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韩寒、郭敬明曾经代表的“青春文学”创作已经不能完全代表今天的“80后”创作,在我看来,那只是“80后”的初期创作特征,张悦然在她的长篇《誓鸟》发行时就曾说:“希望媒体不要再把我归类到‘80后’,我的文学已经不再局限于青春文学的樊篱,更不是流行一季的时令水果,这部作品正是我向青春告别的成年礼。”今天的“80后”创作,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大多数人的作品与当年的标志性人物韩寒、郭敬明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区别,更深度地与“文学”、“传统”接了轨,与青春和市场拉开了相应的距离。“80后”的批评家们也把自己关注的目光更多地给予了这些同代人。杨庆祥是这套丛书所收八位批评家对“80后”作家与诗人关注最多的一位,韩寒、郭敬明、张悦然他都的专文论述,甫跃辉、马小淘、王威廉、鲁敏、颜歌的作品也都在他的批评文章中出现。他是“80后”批评家,自己也是诗人,对“80后”诗歌创作有自己独特的认知角度。他的《回到现场的精神角力——新世纪“80后”诗歌的美学倾向》一文,试图以“现场美学”、“智性写作”来概括同代人的诗歌美学倾向。徐刚和刘涛都注意到了一个“80后”的女作家孙频的小说,徐刚的《苍凉面卑微的女性叙事——孙频小说论》以“作家论”的方式对孙频的小说做了整体的评述,刘涛的《入乎张爱玲内——一论孙频》则从孙频与张爱玲小说的承续与变化中论述其小说的特色,既是“一论”,想来还有“二论”、“三论”……。孙频作为一个年青的作家,尽管已经发表了不少作品,与她同时代的两位评论家给予这样密切的关注,是她的幸运,也可见她作品的魅力。在这套丛书中,另一位同时受到两位同代批评家关注的作家是张怡微,周明全在《抚慰在世者的忧伤》评述了她的小说《试验》,何同彬则在《中国文学现场六则》中评述了她的《嗜痂记》。这些评论“80后”作品的批评文章,并未否定既往,重建价值体系,而是基于文学精神的内在追求,高扬文学理想,坚持纯正的文学立场,探寻艺术个性,重视作品的原创性。他们与媒体在 “80后”创作初期对“青春文学”的众声喧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也不能认为他们是用一成不变的标准来应对新的文学现象,他们在评论中非常重视“80后”创作的新质,如傅逸尘对“80后”军旅作家冯骥的长篇小说《我雷了》的评论,认为“其小说叙事既有对‘铁血小说’精神气质的传承与坚守,又有对‘铁血小说’固有模式的溢出和超越,冯骥试图以面向市场、迎合读者的写作立场,以通俗化的叙事技巧完成对新型职业军人形象‘时尚化’塑造,整体上呈现出一种追求‘好看’的‘时尚’风貌。”(《“80后”军旅作家的时尚叙事》)

尤其难得的是,“80后”批评家对自己的同时代批评家已经在做“批评的批评”。周明全的《顽强而生的“80后”批评家》对包括自己在内的批评家整体进行了知识结构、现实处境的分析,并对其中的佼佼者做了个案分析。《金理:同代人的批评家》对金理的文学批评做了相当完整评述。以往的批评群体,诸多避讳与近距离透视易造成的偏颇,使得很少有同代批评家来做批评家的分析、总结,相比之下,他们有更开阔的心胸。

从“80后”批评家们对“80后”作家、诗人的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批评还是创作,都已经走向了成熟,他们已经与初期的“青春文学”渐行渐远,当初的“80后”作家的标志性人物已经不能代表今天的“80后”,更加多元、更有深度的创作与批评已经占据了舞台,“80后”这一代际指称已经无法隐含文学的意义和价值,傅逸尘在他的文章中想用“后青春文学”这一概念来描述当下的“80后”创作,杨庆祥更为干脆,他说:“也许我最应该做的,是要彻底解构掉这个概念——“80后”——早就该进垃圾桶了!”

如何归纳、描述当下的这一代作家不同的文学状况,还需要批评界的深入剖析,更寄希望于年青一代批评家的聪明与才智。

 

注:本文引文及篇目皆出自《80后批评家文丛》所引批评家各自的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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