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潘灵“挂职”何以成功?

挂职深入生活，指的是作家离开自己原有的工作岗位和生活环境，以另一种身份在基层深入生活，这是中国当代作家的一个传统，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很普遍了，1996年第五次全国作代会号召作家“深入群众、深入生活”，挂职深入生活再度受到重视。云南省在新世纪后，也再次出现了多起作家挂职深入生活的事例，但和陕西、山西等省相比，云南还没有推进到更深广的层面，对作家怎样挂职也需要总结、思考。挂职的目的是出作品，这应该是挂职最根本的目的，成功与否，都应以是否出成果为考量。有的作家在挂职期间文学创作就取得了丰厚的显性成果；有的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反刍才能见到回报，挂职期间的生活成为他的一个创作资源存在于内心，成为隐性成果；也有的作家挂职之后似乎很快拿出了作品，可是这些作品很难说有多少份量，有的作品还需要资助才能出版。对他们的总结可以从个体入手，也可以从群体进行分析。

作为一个一直关注潘灵挂职的文学评论的写作者，也作为潘灵多年的朋友，我想对潘灵两年的挂职深入生活进行一点个案分析，在他挂职前后，我们多次讨论过他下去挂职体验生活的事。

一，

潘灵显然属于取得了丰厚的显性成果的一类。他在云南保山市两年的挂职期间，完成了三部长篇小说的创作，挂职一年后，写出了《翡暖翠寒》（作家出版社2007·10出版），两年后完成《泥太阳》（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9月出版），回来后又修改完成了《信访局长》（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翡暖翠寒》电视改编已进入开机拍摄阶段，《泥太阳》受到文学界的高度评价，电视剧的改编也在进行之中，《信访局长》成为中青社在09年全国书市的热销书，书市一结束迅即重印。可以说，两年的挂职深入生活，迎来了潘灵小说创作的一个爆发期。

挂职深入生活，选准作家，是取得成效最重要的保证。这里说的“选准作家”，应从几个方面来看，一是创作实力是否已经被原有成果证明，二是所去深入的生活与其原有的生活积累是否具有对应关系，三是去挂职的作家是否有强烈的深入生活的愿望。

潘灵已经有20多年的文学创作历程，他从写诗开始，进入散文、小说领域，在全国的名刊上发表过不少中短篇小说，并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风吹雪》，这些年尤其在长篇小说方面做过多方面的探索，对长篇小说的创作有自己的理解，尽管已经出版过几部长篇小说，但写出既被读书市场认可，又有厚重文学含量的更好的长篇，一直是他心中的一个梦想。他的创作实力已经被成果所证明。

从创作题材来说，作家的创作似乎是自由的，写什么都可以，但其实就个体的作家来说是不自由的，这个不自由的限制不是来源于外力，而是来源于内心——他并没有完全充分的选择余地，他要受到自己的成长背景的限制。作家不是了解了什么生活都能写的，创作是一个复杂的精神过程，作家像一棵树，扎根于某地，越往上长，眼界越开阔，阳光雨露越充足，枝繁叶茂，大气磅礴，令人仰慕；越是大树，扎根越深远，越不能移栽，它已经形成自己的范围。要到别的领域去发展，那是另外一棵树了。有成就的作家去挂职深入生活，所去的领域也必须与自己原有的生活积累有相应的联系，是“深入”，也是在原有生活基础上的“拓展”，而不是到一个完全陌生的新领域去一切从头开始。重栽一棵树要长成，它需要更为长久的时间。

潘灵出生在乌蒙山深处滇东北巧家县一个叫小河的山村，一直长到12岁，他在大山深处没有走出方圆10公里的范围。12岁那年，他的父亲带他翻过巍峨的大山，走到了县城。他算幸运的了，他有一个教乡村小学的父亲，因此能走到县城，他的同村人，有的一辈子也没有到过县城。少年时代贫困的乡村经验，使他对农民有了与生俱来的深厚感情，学生时代乡村子弟贫穷的阴影也还一直笼罩着他。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宣传、文化部门工作，一转眼他在大城市已经生活近二十年了。他的小说始终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游走，他曾关注过城市白领、普通市民，写出了城市题材的长篇《情逝》，而“荞麦山”又在他的小说中反复出现，山民生活的艰辛，农家子弟的向往与奋进，城市与乡村的多重画面构成他小说的重要内容。他也曾在都市的酒吧品味“咖啡苦不苦”，犹豫“今晚去哪里？”驾车穿行在霓虹灯闪烁的昆明大街，昏沉沉的桔黄色的灯光让他感到内心慢慢升起的忧郁，他一次再次地发现，自己融不进这个城市，城市始终与自己的内心形成对抗性的力量，他找不到书写城市的富于自己个性的立足点，因而也写不出自己感到顺畅而满意的作品。

他更加清醒地意识到，他的生命之根在农村，他与农民有着割不断的精神联系。而故乡在远方，他向往故乡、向往远方，精神上他无数次地回到故乡。他知道，只有回到乡村的写作才会使他的创作激情飞扬起来，而自己的乡村经验实际上止于上个世纪的80年代，自己是个“城里的乡下人”，却并不懂得今天的农村了，二十多年来，中国农村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无论是政治结构、经济结构，还是人际关系，都已经改变了。自己只是大约地知道，许多农民对土地的梦想已经结束，涌进城市打工成为他们生活的目标，大量的城市文化又在粗暴地入侵乡村。作为一个有创作经验、有追求的作家，潘灵知道，靠过去的乡村经验以及今天对农村的粗浅了解，要写出令人满意的小说是不可能的，它连自己也骗不过去。

他进而发现自己成了城市与乡村两不认可的人，他多次感叹：“我被生活闲置起来了！”在长达三四年的时间里,他没有写出让自己满意的作品，他为此而深深地苦恼，不仅是创作无法推进的苦恼，更是精神虚空的苦恼。融不进城市，也不懂得乡村，对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变迁，对多重复杂现象也难以解读。

鲁迅文学院首届作家班的学习经历，开阔了他的眼界，也部分激活了他的生活经历，北京归来，他常谈起孙立平等专家、教授的课，以及孙立平的《断裂》、《失衡》等对中国农村问题的理论分析，他更关注这几年来党中央关于农村问题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他对中国思想界关于中国社会的分析也有初步的了解，在更大的背景上对中国社会有了新的认识。但是他仍然感到不能创作，“被生活闲置”的状态没有改变，他更加迫切地感到需要去体验生活，去了解，去感知今天的农村，今天的边地。

潘灵向省委宣传部提出了挂职体验生活的要求。在省委领导、宣传部领导以及保山市委领导的大力支持下，他到了保山市委任宣传部副部长，主要任务就是体验生活，创作作品。他要了解的是今天农村正在发生的一切，是保山的历史与文化。这与他原有的生活积累和思考有紧密的对应关系，滇西农村与他所生长的滇东北农村又的很大有差别，能产生了新鲜感；他要去体验这些生活的愿望是强烈的。有的作家所去挂职所深入的生活，与自己的原有生活积累没多大关系，他需要重新进入全新的生活领域，短期内是很难出成果的；有的作家已经有了自己的创作计划，去挂职只是为自己争取一些创作时间，对生活也就不会有太多的兴趣去进一步深入，挂职的经历可能会为他的创作找到一些新鲜的细节，而对作品的整体开掘恐怕也不会有太大的帮助。有的作家在挂职期间人在心不在，甚至人也不大在，时间一到，东拼西凑，交差了事，还说什么“成果”呢？内心有无强烈的挂职的愿望，非常重要。

二，

作家去挂职，有的选择了一般不参与具体事务的方式，也有的选择了分管一部分工作的方式，前者称为挂“虚职”，后者称为挂“实职”。究竟是实职有利还是虚职有利？这是一个因人而异的问题，更深入些看，“实”到什么程度，“虚”到什么程度，又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作家挂职，与干部下派挂职有根本的区别，他不是去“帮助工作”，也不是去取得基层工作的经验，而是为了创作出文学作品，潘灵对此有自己的理解，他选择了挂虚职的方式。经保山市委领导同意，他挂了保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却不分管具体工作，下去没几天，他就到了和顺乡长驻了。

潘灵认为，作家到基层去挂职，主要是去看、去体验，去领悟生活，要多走多看多听。这是中国文化人的传统，也就是传统的“采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只不过是在一个相对集中的地方“行路”，更深入地行路，往里走，走进生活的深处。潘灵说，他把“挂职”当作了一次长时间的“采风”。如果挂了实职，就把自己定在一个点上，束缚了双脚，成为一个“准官员”，在其位必须谋其政，而要在短期内要把自己所管的事真正办好，也是有难度的，一两年的时间是很短的，专于政务也不一定能成功，何况还心怀创作呢？搞不好就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创作的事丢了，政务也不尽如人意。今天的作家到基层“挂职”也应该与五六十年代的理解不一样了，过去要求“三同”，既“同吃同住同劳动”，目的不仅仅是熟悉生活，更在于要改造作家自己的思想感情，这是那个时代对知识分子的偏见，更与创作规律不相符合，作家与生活的关系，不在于作家是否与生活“融为一体”，恰恰相反，创作需要作家与生活保持适度的距离，取得更好的观察角度与立场。不在于你对一个小地方的人和事了解了多少，而在于你是否能够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上对你所熟悉的生活形成了自己的认识与感悟。因此，一个作家去挂职，如果不对今天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历史进程中的种种复杂现象有一定的认识，要深入理解所挂职地方的生活也是不可能的。

挂实职，难免与当地的官员发生冲突，因为要做事，必然有差异、有矛盾，这就很难与非常熟悉当地的官员交上知心的朋友，挂虚职却避免了这种矛盾，创造了和谐的体验生活的环境，从当地官员那里了解到更广泛而深入的情况。挂虚职，不限定于某一个方面，反而有了更大的空间，打通了门户，不是自己部门的事也可以去听去看去了解。如信访部门的工作，也成为潘灵了解的对象，从而写出了长篇小说《信访局长》。挂虚职，使自己的内心更为清楚自己的任务是什么，不会在挂职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潘灵对自己所任的“保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一职有清醒的认识，它只是一个体验生活的“官”，而不是通往仕途的桥梁，如果想以此通往仕途，那就错了。

那为什么一定要以“挂职”的方式下去呢？这是深入生活、体验生活所必须，只有在某个位置上，你才会获得某个方面相对完整的信息，才能更深入地了解生活的相对完整面貌，这也可以说是“中国特色”，不能忽略了中国至今仍然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家，官员们所获得的信息是最大的。在某个位置上才能参加某种会议，看到某些文件、材料；有某种身份，到某些地方才有人与你交流、介绍；有某种官员的身份，深入生活才更加方便。

潘灵对官员身份有了自己的理解，他说：“既要意识到自己是官员，又要忘记自己是官员。”要意识到自己是官员，就是要用党政干部的要求来约束自己。文化人，通常都有自己的个性，往往表现为过于地随心所欲，言行举止通脱散漫，考虑问题往往也局限于文化层面、精神层面。在基层生活中意识到自己的官员身份，对自己的言行有所约束，就更容易与当地群众与官员融为一体。忘记自己是官员，才能让人容易亲近你。潘灵说到，他到老乡家去，常常会带上糕点糖果一类的小礼品，以走亲戚、拉家常的方式进入，交了很多朋友。这是他挂职的最大收获。潘灵说，他在两年不到的时间里，走访了一百多位乡村干部、新农村建设工作队员。

不能忘记的是自己的作家身份。作家要多走多听多看，不仅看生活，还要看典籍，读当地的历史文化典籍，是进入一个地方精神层面最便捷的通道。潘灵一到保山市，就把厚厚的一部《永昌府文征》借来，集中阅读，以后又成为枕边的夜读书。这对他了解保山的历史文化，对他的写作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同时他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不是一个文化学者，人类学者、民族学者，对当地的民族文化，不能不知道，又不能陷进去出不来。云南的边地、民族文化，任何一个地方都有丰富的宝藏，研究它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作为一个作家，只能在一个有限而有用的层面去了解。有的作家在挂职期间，被丰富的地方民俗、民族文化所吸引，花大量时间去研究，结果是迷失了作家的身份，当然也就能以出成果。

三、

作家挂职体验生活，能否取得好的效果和成绩，与所挂职的地方领导的胸襟与对文艺创作规律的认识也有密切的关系。从这个角度看，潘灵碰到了好领导。

潘灵的挂职，从一开始就得到云南省委领导的大力支持，时任省委副书记的丹增同志和宣传部长的晏友琼同志亲自协调安排了潘灵到保山挂职任宣传部副部长一事。一年之后，又是省委宣传部长张田欣同志与潘灵的所在单位协调，安排他继续在保山挂职，才得以完成这样三部长篇小说的创作。

如果到保山后，没有当场领导的切实有效的支持，潘灵要取得这样的创作成果也是不大可能的。有的作家到基层去挂职，当地领导并不大理解作家来挂职的意义何在，目的是什么。有的把作家与记者看作是一回事，唯恐作家写出对当地不利的事，所谓“暴露了负面新闻”，怕作家“揭短”，防记者也防作家，处处设防，要“深入生活”就难办了，与作家交知心朋友就更不可能了。作家写出东西来也被横挑鼻子竖挑眼，一旦发现有所不利则对号入座。作家写起来颤颤兢兢，这是不可能写出好作品的。有的领导把作家来挂职理解得极为急功近利，当作是来“宣传地方”的，与宣传干部等同，或者与定点帮扶的工作队员等同，看他为地方带来了多少好处，作家的文学创作与他们的预期目标离得非常遥远。如果见到潘灵这样下来之后到处走到处看，只见聊天，不见干什么实事，闲游浪荡，一定对这样的挂职干部是非常不满意的，不等他到时间就想他早些走人了。

保山的市委书记熊清华同志却不是这样的，他对作家挂职有深刻的理解，他自己也从事文学创作，所写的两本文化大散文受到普遍的赞益，因此懂得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他对潘灵到保山挂职，没有具体的要求，他只要知道的是这个作家有没有创作实力？当他了解了潘灵的创作与挂职的决心后，他积极争取潘灵到保山任职，一年到期后，又向张田欣部长要求让潘灵再呆一年。下去之后，不挂实职挂虚职，也是熊书记与保山市委宣传部商定的。潘灵深有体会地说：“领导关心，要懂文学，才能关心到点子上。对我在保山没干几件实事、大事，没有人指责、批评过我。我在保山，与市委领导、宣传部领导是上下级关系，更是相互信任的朋友，能交心的朋友。”一次我到保山。亲身体会了熊清华书记的胸襟与对文学创作的理解。那是与几位知名作家一起去的，熊书记在接待我们时说：“你们来保山，我们非常高兴！能多住写日子更好，不是接待了你们就要你们一定要写保山，不管你们写不写保山，我们都接待，你们不写保山而写出了对中国文学有贡献的作品，写出了让全国人民爱读的作品，那不是更好吗？”

文学创作是一个复杂的精神现象，不是挂职就会有好作品出来，不是有了生活积累就会有好作品，也不是领导有了好的思想，告诉作家，作家再有了生活积累就会有好作品，“文革”中曾出现过荒唐的“三结合”创作方式，既“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历史证明了这种创作方式的失败。作家既要有生活的积累，更要有对生活独特的理解，而这是一个长期的思想与艺术积累的过程。文学创作是作家个体的精神创造，任何外在的力量最多只能取到助推的作用。

                                                           200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