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高度重视批评家的自身建设问题

                 ——云南文艺批评家综合素质不高的七种表现

    这次到滇西，谈的是云南文艺的理论批评问题。在我的印象中，专门组织人以专题方式讨论云南的理论与批评问题，这在云南文艺界是极为少见的。这个领域有许多话要说，多年来有许多工作没有做好，要怎么做？我们说过许多话，但似乎没有起到多少作用，希望这次讨论切实地推进这一工作。

    搞好云南的文艺理论与批评，有许多方面的事要做，比如，办好刊物，争取有一家公开出版的理论批评刊物，以此为基地，搞好理论批评队伍建设，尤其是吸引和培养青年批评家；开展更有效的理论批评活动、编辑出版云南文艺评论丛书等等。但我今天要说的是搞好当前理论批评写作者自身建设的问题，提高云南批评家综合素质的问题，我认为这是首要的问题，也是迫在眉睫的问题。

    出席一些会议，阅读一些云南文艺评论家写的文章，你会发现，这支人数很少的队伍，综合素质也不高，真正有影响的人更是难以见到。有许多现象影响了它的权威性，甚至公信力。

    综合素质不高的表现之一，是对文艺门类的言说能力单一，云南搞文学批评的，对影视、摄影、戏剧、歌舞、美术、书法全然失语，反之亦然。一个人学有所长，专家就是专家，这在原则上是对的，不可能门门通，门门通也就是门门不通。但文艺各门类又是有所相通的，举一反三，对本行之外的一两个门类也能说出个所以然，并不是过高的要求，批评史上的“大家”都是有宽广领域的多面手。造成言说能力单一的原因，固然有组织工作方面的欠缺，如各协会相互沟通的机会太少，理论批评写作者较少机会了解其他门类的作品，但我这里要强调的是批评者个人的原因，相互了解稍微深入一点就会发现，许多理论批评的写作者文艺门类的爱好就少，何来深入的研究？

    表现之二，是对社会思想界的前沿思想知之甚少，不能有效地吸收思想界的精神价值。云南的创作界对思想界了解不多，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更不应该的是评论界对思想界的了解也不多，因而难以对作品进行有思想价值的深度批评。一些稍具深度的批评，借用的是西方的过去的艺术理论，而非当下的中国思想界针对中国社会的前沿思想。思想界的前沿论争往往发表于理论学术刊物和专著、论文集，而非大众媒体，如果说从事文艺创作的人对这些刊物和书籍没有多少阅读兴趣，尽管也并非天然合理，也还算是个理由，但从事理论批评的人对此也全无了解，则实属不该。

    表现之三，是沉于书斋，而对中国社会及云南文艺创作的环境知之甚少。这些年来，作家艺术家深入生活的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而评论家们深入生活的问题则轻描淡写，从事批评的人从书本到书本，不了解创作，更不了解生活，如何能对鲜活的创作做出有效解读？这次省文联组织昆明的从事文艺批评的写作者到滇西采风、座谈，是我从事文学批评这么多年来的第一次，我感到收获很多，不断有思想火花跳出来。还认识了许多过去不知道的基层作者，尤其是滇西一带有这么多的诗歌作者，是我过去没有想到的。谁说诗歌萧条了？请他看看滇西。

    表现之四，是理论批评主体性的丧失。这个问题我在一些文章中已经说过，这里再简单说说。批评的主体性丧失，即没把文艺批评看作是创作的一种，而认为只是为创作“服务”的，是从属于创作的。把文艺批评推动文艺创作理解得极为功利，极为直接，也极为短视。最常见的是，一部作品出来了，找评论家来写写文章“宣传宣传”，当然要说好，不说好，谁要你来“宣传”呢？一些人写评论文章只是应别人之邀，替别人宣传，为别人服务，缺少为表达自己真实感受而写作的愿望。只要是有人相约就叫好一片，垃圾一堆，在他们的笔下也变得鲜花满园，美其名曰：“鼓励为主”。久而久之，自身对文学作品好坏判断的艺术感觉也丧失了。

    表现之五，是没有建立起与创作者的“对话”关系。有的评论家以解释作家的创作意图为己任，文章常常以复述一遍作家显性的故事为目标，或者以推测到作家的意图为满足，或者盲目提升作品价值，博得作家一时高兴为荣耀，“评论家”成为作家的“吹鼓手”。有的评论家又以“教师爷”的身份出现，他们总是不忘给创作开“药方”，愚蠢地去教作家应该如何写作，应该加强些什么。他不知道评论家只是一个学养深厚的读者与“对话者”，他诉说自己阅读中的快感，给作家带来更大的快感，诉说阅读中的种种不满足感，试图提醒和唤起作家自己已经具备的而又没有意识到的某种潜在能力。入心之语，作家自能感悟，也会在将来的创作中有所借鉴。

   表现之六，是批评家自身没有建立起恒定的内心价值和艺术标准。我始终认为，一个从事文学评论写作的人，只有深入研究中国以至世界一流作家之后，才会在内心建立起自己的价值坐标，只有对中国当前的文坛有大致的完整了解，才不会发生价值判断的混乱。而云南的批评家们能参与到全国平台有对话能力的人，在某一个方面有所突破有所贡献的人少之又少，在全国范围的某个学术点上能够不被忽略的人难觅踪影。再加上云南从事文艺评论的，客串的多，专门的少，其中受过较好学术训练的人更少。这样，云南的文艺评论往往只能在云南文艺界的圈内有点知名度，他们对云南文艺创作言说时标准的混乱也就再所难免了。你会发现在一些云南评论家的笔下，云南出现了许多了不起的作品，差不多都是些传世佳作，可是这些作品放到全国的平台上却了无声息。

   表现之七，是批评道德的丧失。这比主体性丧失更为严重，已经属于伦理道德范畴。少数人的批评文字只要认真一读，或者前后一比较，你就会发现，他昨天把一个作家、诗人说得一文不值，今天则称为世界名著，昨天认为是了不起的贡献，今天则认为是垃圾，公开场合称为杰作，私下里认为垃圾。你都不明白他怎么自圆其说，当然，他本来就不想说圆，写评论，只不过是他换取眼前利益的一种方式；他更不管别人如何笑话。由此，云南批评丧失了起码的尊严，也丧失了它的公信力。

   上述各种表现的根本解决在于文艺批评家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强化其内在修养：扎实的理论功底、系统的学术训练和对艺术的敏锐感觉，以及丰厚的知识储备。有了这些，你才会把自己的写作看成是“创作”的一种方式，与其他门类的创作是平等的，与他们是“对话”关系。既不会高高在上地“指导”，也不会低眉顺眼地“聆听”。不为别人的评价所左右，不被作家的自我感觉所驱驶，也拒绝浪潮对自己的推动。对云南批评家来说，还要不被京沪名家的评价所迷惑，不以他们的评价尺度为标准。因为你的内在修养必然地建立了你自己的判断标准。

    文艺批评的文字似乎人人都可以写，许多人认为创作不成就可能去搞批评，于是写批评文字的人很多，“批评家”满天飞，“著名”的也不少。但是，在我看来，没有在全国文艺界产生相当的影响，是很难称为“家”的，更不要说在名称前还冠以“著名”了。我自己面对“文学评论家”这个称号深感惭愧，在文章里、会议上，我都是称自己为“文学评论的写作者”，很多时候认可“评论家”这个指称，仅仅是因为它简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