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孝教授近日在《生活新报》的一篇“访谈”中说：“我觉得，张爱玲对大陆当代文学没产生影响，原因是她以前被封杀了。”恕我直言，此言不实！如果刘先生对中国大陆当代文学，尤其是对八九十年代以后的中国当代文学稍有了解，就不会如此说话了。如果对张爱玲作品在大陆的“传播史”稍有了解，也不敢轻易出此断言。

    我不知道刘先生是否读过王安忆的《长恨歌》，这是一部荣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品，其间的风情与韵味，神似张爱玲。不仅国内论家以此追寻《长恨歌》的精神渊源、艺术风格，笔者去年在香港参加“张爱玲国际学术讨论会”时，海外学者也在直接面询王安忆：你与张爱玲的影响关系？王安忆多次在她的文章中谈及她对张爱玲的理解，且改编了张爱玲《倾城之恋》为话剧。我也不知道刘先生是否读过铁凝的长篇小说《玫瑰门》，是否将这部小说中的主人公司琦纹与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作过一点对比，已有论者指出了两者之间的相似性并研究其影响关系。还有苏童的小说，那旧时代的气息与韵味，还有……，就是贾平凹这位写作风格与张爱玲完全不同的作家，在《读张爱玲》一文中，谈了他遍寻张爱玲作品阅读的经历，一向傲视群雄的贾平凹在文章的最后说：“当知道张还活着，还和我们同在一个时候，这多少让我们感到形秽和丧气。”“与张爱玲同活在一个世上，也是幸运，有她的书读，这就够了！”贾平凹写这篇文章是在14年前的1993年，那时张爱玲还活在人世。

    一个作家对文学界的影响，不仅在艺术风格、形式技巧等方面，更重要的是他开启的对生活独特的理解方式，他的价值观，他的美学追求，这些是潜在的影响，无形的影响。不等于有模仿之作才叫有影响，这是常识。更何况散文界大量的“仿张体”已经是一个触目的现象。张爱玲对人性的独到认识，对母性的新解，对女性的感悟，对城市生活的审美观照，连同她的艺术风格和表现方式，已经渗透到八九十年代后中国大陆许多作家的作品中。还是读读他们的作品，对中国当代文学有些了解再下断语吧。

    张爱玲在上个世纪40年代中期曾“红遍上海”（柯灵语），也并非如刘先生所言：“她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影响，就空间而论，主要在江浙。”江浙与上海，实属不同的空间，尤其在40年代“三种区域”并存之时，更是不能混同的。40年代后期，她在上海也只能以“梁京”为笔名发表作品了。进入50年代，具体说，是1952年的夏天，她已远走海外，由此在中国大陆确曾一度沉寂，但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台湾版）已经传入大陆，在现代文学学术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到80年代许多学者已经读到，并开始了张爱玲的研究，大陆最早的有关张爱玲研究的文字出现在1981年。   

    1985年柯灵先生的《遥寄张爱玲》在《读书》杂志发表，极大地推动了专家之外的读书界对张爱玲的认识，许多刊物开始重刊张爱玲的旧作,出版社也开始重版《传奇》、《流言》。此时阅读张爱玲已经成为文化界、文学界的一个重要现象。笔者是在1986年开始阅读并研究张爱玲的，并于1988年在《文学评论》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发表两篇论文，2000年才出版了专著《走进荒凉》。到90年代中期，随着张爱玲的逝世，在普通读者中掀起了张爱玲热潮，“张爱玲”已经成为大众话题。这就是张爱玲在大陆最简略的“传播史”。“封杀”发生在近三十年前，可是，三十年，已经可以产生几乎两代作家了。

    刘先生在《访谈》中说：“大学中文系的人都不太知道她，遑论其他！人们既然不知，就无法受她影响。”我不知道刘先生所指何时？现在？十年前？二十年前？还是三十年前？就算在二三十年前，大学中文系的人确实不知道张爱玲时，此话也谬在其中。大学中文系的人不知道，作家们也就不知道了？就不会受影响了？天下的学问并不全在大学，中国大陆作家的创作更是与中国的大学教育没有多少关系，谁不知道中国大陆的一些大学老师抬一本陈旧的教案，可以讲到退休，汗渍斑斑，老气横秋，还是拿来面对无知的学生，对学术前沿可以毫不知情，更不知创作界在干些什么。

    上个世纪从50年代到80年代前的中国大陆的大学中文系，教学语境中基本没有张爱玲的位置，可是从80年代“重写文学史”开始，新的教材、文学史已经有张爱玲相当的空间了，并且这个空间还在扩大。笔者因研究张爱玲，早在80年代末，在一所偏僻的师专就以专章的方式讲授张爱玲了。今天已经是2007年了！

    刘先生的感觉是否还停留在上个世纪80年代前？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理解是否还停留在“十七年文学”？那是刘先生这一代人上大学时的“当代文学”概念，那时张爱玲被开除出了文学史，可是她也属于这个时段的作家，她的《十八春》发表在1950年，《小艾》发表在1951年，都是上海的《亦报》连载的，刘先生不知道而已。

    刘文孝先生是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的专家，也是我的前辈师长，我曾听过刘先生的一堂课，对刘先生精彩的教学深为感佩。可是专家就是专家，并非“杂家”，对自己专业以外有所不知，实为正常。我不知何时刘先生的研究转了向，进入了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而且一开口就让人瞠目。以我所见，为读者负责，就教于刘文孝先生，不知先生以为如何？

   （注：刘文孝先生的访谈见《生活新报》2007年9月16日A20，此文已给《生活新报》，是否发表，天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