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我在厂里当民兵，每天的活儿是在收发室里看大门。分秋菜的日子里，车来车往的挺乱，一只鸡钻进车的后轮里轧死了。保卫股的兰股长正巧赶上看见了。上前拎起死鸡，进了收发室，让我收拾一下，他去找锅。

这边鸡毛还没退净，兰股长提着大勺进来了。盐酱葱姜装了一袋子，也不知他从哪儿弄来的。刚把鸡剁碎了扔进锅里，外边喊：兰股长，厂长叫你。兰股长盯着那锅一步三回头，我拍拍胸脯：给您留着。

收发室是个光棍呆的请水衙门，平时连个苍蝇都懒得往里进。炖鸡的消息不幸走漏了，呼啦拉有好几拨，几十口子往屋里钻。那会儿人的肚子里空地方多，就是有头牛也能吃进去。幸亏防着这手，鸡的主要部分都捞出去藏起来了。狼多肉少，黑脸汉子们差点没把锅也一块吃了。捡起桌上他们吐的骨头配上土豆又炖上了，后来的又接着吃。

兰股长快下班时回来了。他一边啃着鸡大腿一边拍着我肩膀：还行，基本理解了领导意图。可是，鸡的主人找上门来，抓着从炉子下边捞出的鸡毛不依不饶。我没办法，说，要不，晚上你来吧，保证给你一个公道。

晚上，他真来了——就住在厂门口，方便。我指指围墙边上一大堆土豆：鸡，就在那里。土豆装在麻袋里垛的挺高，人家喊来两个人，没含糊，拽起麻袋往外拖。等他们拖出了大门口，我一把大锁落在大门上。

门外的事，不归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