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接到大哥一个电话，他吞吞吐吐地说：“老父亲的身子这两天有些不适，你要是有空，就回来一趟。”我挂了电话，就从淮安转车回去。

30路车在后刘站停下来，我下了车，看到马路对面的卫生站里坐着一个人，他正在挂吊针。他不是别人，正是我65岁的父亲。他和往常一样，穿着蓝色的衬衫，灰色的短裤。他的胸口敞开着，古铜色的肚皮占据了我视觉中的大部分面积。他的脸是古铜色的，他的胳膊是古铜色的，他的腿是古铜色的。隔着几米，我看到他，像看着一尊熟悉的铜像。我看到他的时候，他正倚在卫生站的长沙发上。我赶紧穿过马路，跨进卫生站的门槛，问他：“你挂吊针？就一个人？”父亲有些茫然地看着我，半晌，他吃力地点了点头。我再问他其他，他也没有说话，只是用点头或者摇头作为回答。我的心不禁沉了下来。经验告诉我，这一次，他病得不轻。

这是一个闷热的下午。卫生站输液室里，只有父亲一个人在输液。屋子里没有空调，一台老式的大吊扇吊在屋子的正中央，但是它已经失灵。我去按墙壁上的调速开关，它一动不动。我赶紧到隔壁的屋里去，一个男子在电脑前摆弄着什么。看样子，他就是这里的医生了。我客气地请他给我找一把扇子。他让屋外的孩子给我找来一把芭蕉扇。

我问医生：“我父亲得的是什么病？”

他说：“是脑梗。”

我问：“严重不？”

他说：“不好说，也许以后再也不能说话了。”

我没有吱声，拿了扇子，来到父亲的身边坐下，轻轻为他扇起风来。

就在十天前，我回老家一趟。那时候，父亲还和往常一样，行动自然，谈吐流利。我清楚记得，那次在我临回南京的时候，他关照我说：“记得二十号再回来一趟，把你二哥家儿子带到学校去报个名。我和你妈都大了，摸不清市区的路。”我告诉他：“我十九号晚上到家。二十号上午带他去市区报名。”“你帮助找的学校，做事要有头有尾。”我点了点头，就踏上了回南京的旅程。

“做事要有头有尾。”这句话难道是父亲嘴里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前后相隔仅仅十天，他怎么就整个变了一个人？难道以后，我们和父亲所有的交流，都要通过他点头与摇头来进行？他真的会永久地失去自己话语的能力么？我一边给他扇风，一边使劲地咬自己的牙。我怕涌上眼眶的泪水，会在一不小心之际决堤而出。

屋子里，不时传来蚊子的“嗡嗡”声。苏北乡村里的花斑蚊子，大的长达一公分半左右。它们的嘴巴，又细又长，叮人以后，奇痒无比。要是在以前，蚊子落在父亲的腿上，他会非常敏捷地将它拍死。现在他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蚊子在自己的面前飞来飞去。他的右手和右腿已经失去了知觉，而左手上正挂着吊针。

我一边为他扇风，一边为他拍打飞来飞去的蚊子。

父亲，这一生，您都是一个合格的父亲，而我只在这一刻，才是您合格的儿子。

夜阑人静时分，我的心里始终有一些东西在响起。它们进入我的世界，让我无法入睡。我屏住呼吸，听到了蚊子在身边飞来飞去的“嗡嗡”声，蟋蟀在窗外的草地上发出的“唧唧”声，一两只秋蝉在深夜的树枝上偶尔鸣唱的“知了”声。还有一种声音，好像是从岁月的远处传过来的脚步声。“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慧能说。它微微震撼着我，它敲打我，它温暖我，它洗涤我。

我睁眼细看，看到正是我的父亲从我的少年、青年时分朝现在走来。

2.

那年，父亲承包了村庄东北一片几十亩的荒地。他把那片荒地整平以后，种植了玉米。收获的时节到了，父亲在本村和邻近村庄叫了十五人过来帮助收割。他们一清早就聚集到我的家里。吃了早餐以后，大家一起向玉米地出发。每个人手里握着一把明晃晃的砍刀，雄赳赳的一排队伍像一个长长的蜈蚣在道路上游走。

这次收割是我心目中的一次壮举。我的父亲母亲在队伍的前面领队，而我则排在队伍的最后一个。我给自己的编号是十八号。因为我力气小，父亲就把家中最锋利的一把刀交给了我。

那一年，我十岁。我大约有一株玉米秸秆的一半高。

玉米成熟的时候，叶子黄了，秸秆黄了，玉米棒也黄了。柔软的阳光敷在这黄色的海洋上，让人宛如置身一座金子的矿藏。风轻轻吹过，这些金子开始跳舞。它们的舞步是那么和谐，那么一致，仿佛海风吹过，海面上荡起了一圈圈涟漪。收割的人们在这巨大的海洋里，像一条条鱼在缓缓的游动。

空气中，玉米秸秆的汁液焕发的香气与甘甜在扩散着。它们氤氲在我们身体的周围，如同羽毛或者舌尖上的吻。上午十点钟，人们依然有说有笑地忙碌着，没有谁注意到刚刚隐身的太阳和慢悠悠集结在头顶的乌云。当乌鸦般的乌云从天空的高处砖块一样渐渐下沉的时候，我已经看不清玉米和其他收割者的影子。只有刀的亮光还在，像黑暗中的磷。不知道是谁刚喊一声：“雷雨来了，快跑。”一阵狂风裹着花生粒大的雨点就如拳头一般朝着我们的头顶砸了过来。我感到自己的头顶着火一样的痛。狂风暴雨仿佛要吞噬我们的生命。惊恐的人们立即落荒而去。昏暗中，我不知道他们都去了哪里，只是顶着风踉踉跄跄地朝家赶。

没等我到家，那场雨就停了下来。天又露出了自己的脸。我看着渐渐亮起来的天空，哭笑不得。拖着潮湿的衣服赶到家，发现他们十几人都已经聚集在家门口那棵大楝树下，正津津乐道地谈论刚才的雨情和对玉米有效收成的影响。父亲在它们的中间抽着旱烟。他们似乎没有注意到我的到来。

午饭就要开始了，父亲去竹篓里清点了一下砍刀的数量。他反复清点几遍以后，问在饭桌上已经坐好的我们：“谁的砍刀没有带回来？”大家感到奇怪，彼此望了望，都没有吱声。我也没有吱声。我知道，我在刚刚跑回来的途中，丢失了砍刀。但是，我记不得是把它丢在路上了，还是在田里。我守着一个黑暗的秘密，低着头，不敢站起来。

父亲像针穿透了我的心一样。他对我说：“去把你的砍刀找回来放进竹篓再吃饭。”厨房里的母亲闻声赶紧出来圆场：“随它吧，肯定在玉米田里。让孩子吃了饭再去找也不会丢的。”但是父亲坚决不同意：“这不只是一把刀的事情，如果一个军人丢了枪，他会得到原谅么？”我噙着眼泪走出了门。

从家里到玉米地，足足有二里路。我几乎没有力气拖动自己饥饿、瘦弱而疲惫的身躯。一边走着，我一边暗暗责怪自己的父亲。在我的心目中，他是多么不近人情。宁可心疼一把刀，也不知道怜惜自己的儿子！

我一直走到玉米地里我正要收割的那一株玉米边，才找到我的那把砍刀。它正躺在地上。大雨把它的切面冲洗得干干净净。由于重力的作用，刀脊着地，刀锋笔直地朝向了天空。我俯下身子，凑近刀刃。在刀刃上，我看到了大片倒下去的玉米，还有自己猴子样的脸。我生气地拖起刀柄就往回走，但是却怎么也迈不动脚步。饥饿的我丢下砍刀，顺手摘下身边的这个玉米棒，撕开就啃。一番囫囵吞枣之后，我扛起砍刀往回赶。

回到家，我惊奇地发现，父亲和他们收割玉米的十几个人都还没有吃饭。他们围坐在饭桌上，有说有笑。看到我过来，父亲微笑着站起来，鼓起了掌，其他的人跟着也站起来鼓掌，向我表示祝贺。

从上学至今，我得过的奖励不计其数，但是只有这一次奖励，我印象最深。用父亲的逻辑来说，失去一把刀，不仅仅是失去一把刀的事情，同样，寻回一把刀，也不仅仅是寻回一把刀的事情。从泥泞中找回来的那把刀，让我懵懵懂懂有了关于人生的最初的见解。从十岁的那个雨天开始，我每走一步，心中都浮起一把刀的明亮。

                                                          摘自散文《砍刀》，邵顺文新浪博客

3.

读中学时，去学校必须经过一块墓地。墓地上立着一个一个大小不一、高低不一、新旧不一的坟冢。有的坟冢前竖着石碑，像死者的脸。有的没有。连接坟冢与坟冢的是杂乱的草：一个又一个倾斜的感叹号。入秋以后，这些草慢慢枯了、黄了，显示出憔悴狰狞的面容。等到霜降，这些草就被风慢慢吹低了，变成省略号，贴着泥土，与这些坟冢成为了一体。

中学三年级的时候，每天都要上晚自习。对于别的同学来说，晚自习没有什么，但是对于我，却异常烦恼。这不光是因为我家与学校之间长达五六里路的距离，更重要的原因就是那片让人不寒而栗的坟地。

父亲每天晚上都要去接我。那时家里很贫穷，他和我一样只能步行去我们学校。晚自习有时结束的早，有时却很晚。父亲和我约定，如果我下自习的时候，他还没有到，我就直接回去。他肯定会在我出发不久迎头赶上我。

无论刮风下雨，父亲都按时到达我们学校门口接我。但是，有一个天气晴朗的晚上，我在学校门口左等右等，始终没有看到他的影子。我估计，他一定正在过来的路上。于是，按照我们最初的约定，我背起书包，一个人慢慢往回走。

月光从高处落下来，明亮得像刚刚提炼出来的纯银。风迎面吹过，狡黠的冷。我跟着自己的影子，一步一步向前。在距离墓地还有三四百米的地方，我停了下来。恐惧占据了我灵魂的阵地，我感到，我似乎正在寻找逃亡的出口，如同一个囚犯。

空旷的大路上没有一个行人，没有一只狗，也没有鸟。除了可怕的寂静以外，一无所有。我停留在脚下，等待父亲的到来。大约等了半个小时，我还是没有看到父亲的影子。我紧张得几乎就要哭了。那片坟地，我隐隐可以看到它。在明亮月色的照耀下，它突兀地伫立在世界的一隅，飘着阴森可怖的气息和死亡的暗示。一想起小时听到的那些与坟、狐狸、大仙相关的故事，我的腿就不停地颤抖。我不得不坐下来，背对着那片荒凉的坟地，等待父亲赶快过来接我。

但是，我又等了大约半小时，父亲还是没有来。我估计时间已经是夜里十一点半左右了。要么我就穿越坟地回家，要么我就继续等候父亲。可是他究竟什么时候来呢？

空荡荡的大地上，我听不见任何声音，除了自己紧张的心跳。我知道，今天晚上，我将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用自己的双脚穿过毛骨悚然的墓地。

我转过身，极不情愿地向前走去。一边走，我一边期望父亲的出现，或者即使不是父亲，只是一个过路人也好。但是一直走到那片墓地边，我的希望都没有成为现实。

我想起父亲对我说过的一句话：如果哪一天，你一个人路过墓地，你就高声唱歌给自己壮胆。哪个鬼听了你唱歌都会吓跑的。于是，我就吆喝自己吼出声音来。我记得我唱的好像是《东方红》，很可笑，除了这，我那时候还不会唱其他歌曲。我一边唱，一边快速地从坟冢与坟冢之间穿行。我想，只要我走得快，即使有一只鬼从坟冢里面伸出手抓住我的腿，我也会很快挣脱的。

我几乎是以奔跑的速度走完了那片坟地。等我从坟地走出来以后，我发觉我的上身已经湿透了。

回到家，问母亲为什么父亲没有去接我。母亲诧异地说：“他八点多就去你们学校了，你没有看到他？”我委屈地哭了。

就在我到家以后大约十分钟，父亲赶了回来。我问他为什么没有去接我，父亲说：“我一直在你的门口，没有看到你呀，我以为你们班很晚才下自习的呢。等学校学生都走完了关了门，我才知道你已经回来了，于是就急匆匆往回赶找你，可是你已经到家了。你真勇敢，没有我，照样也能够穿过坟地，真不愧是个男子汉。”

从那以后，我坚持一个人走晚路，再也没有叫父亲接过。能够第一次穿过那可怖的坟地，就能第二次，我觉得这已经没有什么可怕。

大学毕业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和父亲谈起那个让我心惊胆战的夜晚，父亲告诉我发生在那个夜晚的真相。原来他并不是去了我们学校，而是直接进入了那片墓地。他从晚上九点钟开始，一直到十一点半，都藏身于坟地最高的一丛坟冢后。他要亲眼看自己的儿子如何穿越内心的恐惧，他说他相信我一定可以战胜自己。

那个寒冷的冬夜，我用五分钟左右的时间穿过了我认为最可怕的地方，我的父亲为了锻炼我的胆量，却在寒冷的坟地里呆了两个半小时。

“每个人的一生都要穿越很多障碍，在路上，你必须学会一个人行走。没有人能够搀着你一辈子。你必须学会自己长大。”父亲笑着说。

                                            摘自散文《父亲》，《劳动者报》2009年4月3日发表

4.

1963年，父亲为生活所逼，从中学退学。从来没有学过剃头的他开始了他的剃头人生。熊胡、砖井、后刘、东邱、西邱，这些村庄是他业务的范围。他要轮流去这些村庄中的各个小队，给队上的男女老少剃头。挨家挨户，哪家有人要剃，他就在哪家停下来。成人的一个头，大致要剃三十五分钟，小孩的则要二十五分钟。剃完再去下一户。

那些着急外出办事的庄民，也会在父亲去他们村庄之前，赶到我们家剃头。一个长约一米五的板凳，剃头的人骑在上面，像骑马。父亲端出我们家的脸盆，倒上滚烫的水，放在板凳的一端。他让客人低下头，自己用手在盆里划几划，然后，用手抹一抹客人的脸，再如此用手反复梳理客人的头。等到盆里的水变成温水以后，他再用毛巾往客人的头上敷水，撒洗衣粉，用梳子梳理数遍，复用水清洗干净。剃头结束以后，还要再为客人清洗两遍。一个成年人剃个头，父亲要用去整整一瓶开水。

荡刀布是一块长约五十厘米、宽约十厘米的粗布。父亲在给客人刮胡须之前，依然要像洗头一样用开水反复熨烫客人的胡须。他把荡刀布从包里取出来，挂在门的铰链上，反复把刀口放在上面荡。那情形，仿佛一条鱼反复用背跨越一条飞流的瀑布。他一边荡，一边用手指去试验刀刃锋利的程度，直到自己满意，才开始为客人动手。

在吃穿都成问题的日子，父亲每天要用好几瓶开水，才能满足客人的需要。檐前屋后，所有能烧的东西都烧完了：树，草，玉米瓤，稻草，麦秸，甚至连同家里的破衣服。那天下雨，熊胡一队有人过来剃头。母亲对父亲说：“吃饭的草都没有了，你看怎么办？”父亲把母亲拽到一边，轻声说：“人家已经来了，总不能让他回去吧。”他让客人在长板凳上稍坐片刻，然后到他的床底下翻找能烧的东西。他什么也没有找到，除了一双大皮鞋。那是父亲夏天下地穿的皮鞋。只有鞋底，没有鞋帮，代替鞋帮的是两根交叉穿在鞋底上的麻绳。这双鞋，父亲至少穿了十年。但是，就在这个下雨的午后，父亲为了给一队的客人剃头，毫不犹豫的把它送进了锅堂。他一边烧火，一边使劲的揩着自己的眼睛。

大约在我四五岁那年的冬天。一次外婆生病，母亲中午去外婆家看望。临走前，她关照父亲：“你晚上早点回来，别把几个孩子饿了。”父亲点了点头就出去了。家里只剩下大哥二哥弟兄俩。晚上八九点钟，母亲从外婆家赶回来的时候，看到我的大哥正坐在门槛上哭泣。在他的脚下，是几片被他啃得零乱的大白菜帮。父亲的剃头包则躺在离他几十厘米的一边。母亲赶紧抱起大哥问父亲哪里去了。大哥一边哭泣，一边说父亲出去找小弟了。母亲急匆匆就往门外赶，正好与从外面找二哥没着回来的父亲撞了满怀。母亲问：“二呢？”父亲说：“都找遍了，房前屋后，连个影子都没有。”母亲一下嚎啕大哭起来，她抡起地上的剃头包就摔了下去，叫着二哥的乳名发疯似的冲了出去。天空仿佛一团无边的漆，风冷冷的扎过，如同一根又一根带刃的钉。她撕心裂肺的哭声惊动了左右邻居。他们纷纷从家里赶出来，帮助寻找二哥。最后，在五奶家的猪圈圈栏边，细心的五爷发现了蜷睡在他家大白猪旁的二哥。抱着二哥，父亲热泪纵横。母亲问他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父亲嗫嚅着说：“五队老队长快死了，他儿子请我帮他剃头。”一边的五爷，小心地捡起了散落一地的刀、剪和剃头包里面的其他工具，以及被摔碎的剃头包。

在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们家弟兄四个有三人在熊胡小学读书。那时候的学费只有两三元钱一学期。就是这两三元钱，对于我们家庭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天文数字。东挪西借空手而归的父亲，实在没有其他办法，就夹着他的剃头包，来到我们学校。他把包朝校长桌上一放，对校长说：“几个伢子都来念书了，学费我也交不起，我就帮你们每个先生剃个头抵帐吧。”校长同意了父亲的想法。下课的时候，我看到在学校办公室里，父亲为他们剃头的情景。当我趴在老师办公室的窗前看他剃头时，我看到了父亲那双红红的眼睛。像血一样的红色，是我对红色最深刻的印记。他那围在老师脖上的大围巾，也成了我关于白色最初的画面。

方圆好几公里的人，在快离世前，总要让家人带到我家剃头。这是他们一生中最后一次剃头，父亲格外的小心和谨慎。他平时用三十五分钟剃的头，此时要用七十分钟。仿佛那不是剃头，而是与客人进行一次促膝长谈。他所有的器具，此刻都已经变成与客人交流的语言。李习的一个老头，临死前，委托家人求我的父亲去他家为他最后一次剃头。母亲不肯，说：“他也不是你管的范围，听说他动都不能动了，你何苦去？”她担心那个老头随时随地会死。父亲犹豫了一会儿，对母亲说：“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头吗。”那次，那个老头真的在父亲刚刚替他掏完耳朵以后就微笑着闭上了眼睛。收好剃头包以后，父亲向他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七八十年代，父亲是家乡妇孺皆知的人物，但也是有名的特困户。今天，我才笑问我的父亲：“究竟什么原因，我们家那时侯那么穷？”父亲说：“几个大队的头，每年都是我剃的，大人一年一元，小孩子一年五角。我拿了以后交队里算工分。但是，无论哪一家，年底过年都很困难，所以很多人家就不好意思收了。哪一年，我都是把家里分配的小麦玉米水稻卖了再堵债。连年亏，直到分田到户。”

电话那头，父亲只是很轻松的说起这一切。我那质朴的父亲，在他丢下剃头包以后将近三十年，告诉了我人生中最珍贵的道理。我知道，我必须用一生的时间，学习做他一个合格的儿子，而他搁在桌上的剃头包，也正是父亲教育我们最好的教材。

                                             摘自散文《剃头包》，《散文选刊》2009年1月发表

5.

那些年，贫困像雌蠓的嘴，叮得我们一家六口人失血如柴。父亲撑过花船演过戏，干过木工、瓦工、剃头匠，还编过筐，炸过茶馓，为了生计，他几乎成了个全能的人，但仍然没能为我们降下高得缺氧的贫困的海拔。每年年底，来我家的债主把脸拉得门联一样长。父亲总是拆东墙补西墙。“这也不是办法！”父亲说。

背篓下水捕鱼是除了农活以外父亲最后的职业。

父亲第一次下的水就是我家后边的这条河。它美丽、狭长、弯曲，大地上镶嵌的一轮弯月。着皮衩的父亲用他尖硬的鱼叉敲击厚实的河面。他从完整的冰河袒露的伤口下脚，一边前进，一边敲打，一边摸鱼。在岸边，我听到被敲碎的浮冰相互撞击的声音，这是一种沁人心脾的寒冷与疼痛，它像冻僵的蛇贴近我的皮肤，像锋利的扦扎进我的体衃，像金属的针渗入我的心肺。父亲沿着刈后的芦根一路过去，他在我的视线里越来越小，露出水面的头，远望犹如一只在浮冰上歇息的鸊鷉。黄昏时分，父亲返回他下水的地方。他吃力地抓住河堤上的几个芦根，跌跌撞撞地爬上了岸。由于在水里呆的时间太长，父亲几乎已经不能行走。我们赶紧过去，拿叉的拿叉，背篓的背篓。搀着父亲，我感到，他的手又硬又冷，像刚刚捞上铁砧的一块冻豆腐。我的眼睛突然模糊起来。

父亲第一次下水，战绩不错，河蚌、草鱼、鲤鱼、螃蟹、甲鱼……。弟兄们正在那里统计，我却仔细打量起了他的鱼篓。这是一个竹编的大肚篓，竹篾的宽度仅有一公分左右。在每两排竹篾中间都相隔不到一公分的距离，使得竹篓有相当的内容是一个一个小小的方孔，可以沉入水中，也可以在离开水面之后，滤尽篓中的水分。它的奇特之处在于它的盖。一顶草帽的形状。帽顶是细长而坚硬的竹披，帽沿由四个细长的胶皮结着，在每块胶皮的另一端，系一根长长的铁钩。沿着竹篓的口将这顶帽子反咯，再由四个铁钩在外围牢牢地扒住竹孔，这个竹篓就成了一张疏而不漏的网。沿“V”型的篓盖轻轻一塞，鱼就顺势滑进了竹篓。

父亲的脸越来越黑，父亲的鱼篓越来越沉。有好几次，父亲上岸后都背不动他的鱼篓了。这时，我们偶尔也能吃点外卖时留下的小鱼小虾。野生鱼虾在填补空缺的胃口时展现出了它们的鲜美。父亲的劳动成果遂成了我最最神往的淮扬风味。

熊大汪是五组的一条河。它更长、更深！在岸上看水，就觉得那一望无际的蓝天全都盛在汪里了。当家边河里的鱼虾被捕得差不多时，父亲决定转战熊大汪。这是一个危险的决策，每年夏天都有人终结于深蓝的汪水。母亲不让他去捕熊大汪的鱼。父亲坚持要去，他不信邪。但是每下一次熊大汪，母亲都像雷雨前的蚂蚁一样忐忑不安。回来的时候，汪水在他的顶上结成了冰珠或冰楞，但他的鱼篓依然沉沉的。与汪水的深度汪鱼的速度对垒，父亲以他的韧性成了最后的赢家。

原本一贫如洗的日子像五九过后的气温一样缓慢的回升不久，当有限的几条河被几个以鱼为生的人几乎捕尽时，父亲的鱼篓如同物理学上的抛物线渐渐地轻了下来。

生活，依旧以一种速率上的反比例渐渐地沉重着。

收到学费通知的那天中午，父亲和母亲低声长谈，他们说什么，我听不清楚。母亲紧锁着眉头，父亲则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他重又穿起了皮衩，背起了鱼篓，沿着熊大汪的方向出发了。母亲转过身去，擦了擦自己的眼睛。

下午四点钟的时候，我正在门口玩耍，突然见到一个穿皮衩的人在村子东边田埂上由南向北奔跑着。只有被追赶的双腿才能爆发出来的力度。我不愿意相信，但直觉告诉我，那是我的父亲，没错。他兔子一样狼狈。没有扛鱼叉，也没有背鱼篓。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喉咙。对父亲的担心几乎窒息了我。他出来的方向是圩西一家养鱼池。父亲从五组的熊大汪绕道圩西的养鱼池偷捕池鱼被发现了。在三尺布能换两年牢的岁月，父亲为了让我们多念几个方块字，不可思议地背叛了他人生最后的信条。我猛然间觉得自己是个多么无用的人，我活着好像就是父亲头上一根又一根白发的助长剂。跟着鼻子一酸，眼泪就如断线风筝似的，一下子没完没了。

在黑暗中守侯，半小时仿佛一生。终于听到一阵“哒哒”的脚步由远而近地传了过来。父亲推开虚掩的门。

躲在里屋的我听到了父亲啜泣的声音。

那是父亲唯一一次丢掉自己的鱼篓。

第二天早上，母亲早早起来淘洗地瓜。她刚到家后，就尖叫了起来，“老久，老久！”父亲闻声从厨房赶了出来，母亲指着草垛说，“那不是你的鱼篓吗？”父亲睖睁着跑了过去，他提了提鱼篓的背带，没提动。他颤抖着打开了篓盖。鱼篓里装满了鱼。一色的鲤鱼。父亲雕塑一样诧呆了。

失而复得，更显珍贵。沉默的鱼篓，它像一篇上善的文章，让我懂得了宽厚与宽容。父亲无疑犯了一个错误，可就规则而言，圩西渔家何尝不是跟着又犯了一个错误呢？也许正因为错过，残缺过，生命才算得上完整与完美。竹质的鱼篓，美德的化身，父亲牺牲了什么，圩西渔家牺牲了什么，我可以用文字把它们描述清楚吗？也许，只有河水只有河流才能给人生划上最后的句点。

记忆中，父亲去洪泽湖捕过鱼，去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好几个省捕过鱼，大肚的鱼篓装满了我们全家的期冀。

分田到户后，农村像猴子一样翻了个跟头。家里的粮仓一天天地粗壮了起来。唯一令我遗憾的是日渐缩小的河流。它们的面积和容量，正被一个又一个红红绿绿的产权证、经营许可证蚕食着，正被一株又一株水稻、玉米挤占着。岸以下的呻吟是多么苍白和无奈呀？父亲偶尔也穿上皮衩背上鱼篓去捕点鱼虾换换口味，但他只去那深不可测的熊大汪，问他为何，他从不回答。我想，如果我们还没有意识到，我们将比河床上的鱼提前失水。这是我的父亲想到却不能精炼表达的唯一答案。

在外工作多年，常常想起父亲、母亲。想着从前的生活，心思自然就落到父亲的鱼篓上。曾经喂养了全家近十年的鱼篓，父亲会把它扔掉吗？如果扔掉，也应该是在家后的河边吧？对于鱼篓来说，河流应该成为它最后的归宿，如果必须远行。

我一直以为，我的性格里有父亲的影子。比如说，对某些特别介意的问题，我总是欲言又止，比如说鱼篓。好几次我借着自己的酒劲想问问父亲，你不会把它扔掉了吧，我坚信父亲之于鱼篓就如同我对待朋友一样，但每次话到嘴边我又缩了回去。

再一次走近河流。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惊奇的见到了父亲的鱼篓。在搭建于河边的猪圈的梁上，它安静地悬挂着。像一个熟睡已久的老人，那么宁静，那么安详，那么从容，那么无争。它的四面，蛛网与灰尘厚厚地覆盖着，并具像着它已经下岗的年限。我已无法再看清它的任何一个竹孔。它的内部，一些关于生活的话题被湮埋，还有一些词语在上下跳动。我知道，它们将永远跳不出我的记忆，如同我祖母那张沧桑的脸，如同父亲木讷的性格，如同风干在家后河岸上的某一片鳞。

                                         摘自散文《父亲的鱼篓》，《延河》杂志2009年6月发表

6.

盐质的八月。用大砍刀放倒一排排玉米以后，我那勤劳的双亲开始给它们脱皮去须，并把它们放在爨火样的阳光下暴晒几天，接下来就为这些大大小小的玉米棒脱粒。

正午像在烈焰中淬过的刀尖，扎痛我们的发肤。蝉鸣仿佛滚烫的开水，倾进我的耳帘，并把沥青般的热度一直灌溉到身体的每一茎脉。泥土在空气中散布着被烤焦的信息。风蜷缩着，在我们看不到的云端。狗伸长舌头，树一动不动，发出同样沉重的呼吸。

那株从不说话的槐，此刻正用它硕大的冠遮挡着我们，如伞。在它的阴翳下，我们一家几口正围坐在一个圆圆的柳匾的四周掰玉米。柳匾的直径大约一米五左右，底平周高，如同一个规则的盆地。匾内放着一堆金黄锃亮的玉米棒，它们像一群被打捞在舱的鱼。母亲给我们弟兄几个作了分配，大哥二哥各一小垛，我和小弟弟面前则放得少些。每个人的手里都握着一把玉米刨。各人负责自己面前的任务，谁完成了可以稍许休息。晚饭后，一切继续。

老式的玉米刨由一根钢筋曲成“Z”形制作而就。钢筋约有小拇指粗细，它的一端包着木柄，借以保护刨玉米的手，另一端则被磨练出锋利的刃。刃口与玉米粒粗细相当。刨玉米的时候，紧握刨柄把刨刃插进玉米棒的顶端用力向末端推进，一排的玉米粒就被刨成一行窄窄的缺口。这行一线天就成了我们掰玉米粒下手的地方。

母亲是我们一家掰玉米粒速度最快的人。她的大拇指恍然一把犁，玉米棒上那一排排的玉米粒则犹如一片片刚刚被蚯蚓松动过的春泥，在她娴熟的犁作下，正流水一般地翻转开来。往往她的面前堆满了掰好的玉米粒，我和小弟弟才稀稀落落地掰下几个玉米棒。母亲还要用簸箕把堆积着的玉米粒撮起来，反复颠簸干净，倒进准备好的蛇皮口袋。玉米粒大的汗珠从她的额上滚落下来，她捋起胳膊，往脸上一揩，就像没有事情一样。

吃了晚饭，我们依然围坐在那个圆圆的柳匾的四周掰玉米粒。蚊子出来了，带着黑暗的舌头。父亲拿来几根蒲棒，点燃。袅袅的烟在细如游丝的风中散发出沁人心脾的香气。蓝蓝的月光从半空中滴下来，落在树梢、鸟巢、屋顶、萤火虫的翅膀上，落在波光粼粼的水面和蝉的歌声里，溅起宋词一样婉约的涟漪。一些胆小的星星，正在看护着自己的家门，另一些则在自留地旁光滑的田埂上嬉戏、奔跑。它们来回穿梭时不慎散落在人间的光芒，一次次让我的眼睛涤澈灼亮。握着玉米刨的童年，因为有了这些星星而格外绚烂迷人。

那些小的玉米棒，因为无从下刨，而被搁在一旁。大人们还是选择月明的夜晚，把它们堆在门口的场上，用木棍夯它们。木棍应该有两米长，微微弯曲，一头粗，一头细。粗的一头是夯头，细的一头是把手。父亲和母亲斜对面而坐。他们的木棍依次举起，落下。每次落下，都有玉米棒被重重砸碎，还有玉米粒被击起远飞。父亲在夯玉米的时候，喜欢“哼哟哼哟”的打号子。盛夏的月光下，他们的劳作是大地上最美的画幅。

那个月色如池的夜晚，给我留下了水一样永恒的记忆。父亲在夯第二堆玉米的时候，因为用力过猛，右肩膀一下子脱了臼。高昂的“哼哟哼哟”的号子停了下来，取而代之的是一声又一声“哼哟哼哟”的呻吟。母亲慌了，赶紧扔下手中的木棍，从五队叫来了赤脚医生。当医生告诉她没有多大妨碍只需要修养几天就可以的时候，她的眼泪一下子朵眶而出。在给父亲做了热敷和膏贴以后，她擦了擦眼睛，又坐到了玉米堆边，重新举起了木棍。

在父亲身边陪坐着的我，再次听到木棍夯打玉米的声音，心如刀绞，仿佛承受木棍重量的，根本不是玉米棒，而是我幼小脆弱的心。月光下的母亲，像来自一幅古典的画面，纤细、单薄、瘦弱、无助的影子，就这样一次一次濡湿了我酸性的眼角。

今天，掰玉米棒、夯玉米棒已经成为历史。玉米刨、夯棒、圆匾、簸箕这些曾经的农具也已经不见了踪影。它们都已被现代化的脱粒机所代替。再多的玉米棒，在机器的吞吐下，都很快就脱成成堆的玉米粒。八月的蓝月光下，那些成堆的玉米粒河流一般流淌的金黄，将永远不可能再现。但幸运的是，这样的河流并没有从我记忆的大地上消逝。每次吃到玉米的时候，它总是悄悄地从我脑海的某个角落涌出来，涓涓地前行着，并发出钟摆一样“滴滴”的声响。

                                          摘自散文《月光玉米》，《雨花》杂志2009年5月发表

7.

今夜，我无法入睡。我的眼前掠过父亲的影子。握着一把砍刀收割的父亲，背着鱼篓入水捕鱼的父亲，剃头的父亲，躲在墓地里锻炼我胆识的父亲，扛着木棍夯打玉米的父亲。我那勤劳质朴的父亲，是大地上千千万万普通父亲的一员。我在他的身上，看到了普通中的伟岸；看到了一个父亲的深沉与辽阔；看到了一个父亲的担当。

进入六十岁以后，父亲的话明显少了。他唯一的爱好就是在劳作之余看看电视。每次我们吃饭，他都不肯上桌。他喜欢端着饭，边吃边看电视。我每次回家，都尽量不打扰他的兴致。

在我的世界里，父亲是一片辽阔的大地。海德格尔说：“大地是一切涌现者的返身隐匿之所，并且是作为这样一种把一切涌现者返身隐匿起来的涌现。在涌现者中，大地现身而为庇护者。”

今夜我泪流满面，期待着这片辽远大地的苏醒。您一直是我合格的父亲，而我才做了您一个小时的儿子。我愧对一个儿子的称号，只有用自己手中的键盘，向您述说自己的羞惭。父亲，我相信您一定会站起来的，我的话您一定听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