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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月《雨花》杂志发表邵顺文散文【月光玉米】

    盐质的八月。用大砍刀放倒一排排玉米以后，我那勤劳的双亲开始给它们脱皮去须，并把它们放在爨火样的阳光下暴晒几天，接下来就为这些大大小小的玉米棒脱粒。
    正午像在烈焰中淬过的刀尖，扎痛我们的发肤。蝉鸣仿佛滚烫的开水，倾进我的耳帘，并把沥青般的热度一直灌溉到身体的每一茎脉。泥土在空气中散布着被烤焦的信息。风蜷缩着，在我们看不到的云端。狗伸长舌头，树一动不动，发出同样沉重的呼吸。
    那株从不说话的槐，此刻正用它硕大的冠遮挡着我们，如伞。在它的阴翳下，我们一家几口正围坐在一个圆圆的柳匾的四周掰玉米。柳匾的直径大约一米五左右，底平周高，如同一个规则的盆地。匾内放着一堆金黄锃亮的玉米棒，它们像一群被打捞在舱的鱼。母亲给我们弟兄几个作了分配，大哥二哥各一小垛，我和小弟弟面前则放得少些。每个人的手里都握着一把玉米刨。各人负责自己面前的任务，谁完成了可以稍许休息。晚饭后，一切继续。
    老式的玉米刨由一根钢筋曲成“Z”形制作而就。钢筋约有小拇指粗细，它的一端包着木柄，借以保护刨玉米的手，另一端则被磨练出锋利的刃。刃口与玉米粒粗细相当。刨玉米的时候，紧握刨柄把刨刃插进玉米棒的顶端用力向末端推进，一排的玉米粒就被刨成一行窄窄的缺口。这行一线天就成了我们掰玉米粒下手的地方。
    母亲是我们一家掰玉米粒速度最快的人。她的大拇指恍然一把犁，玉米棒上那一排排的玉米粒则犹如一片片刚刚被蚯蚓松动过的春泥，在她娴熟的犁作下，正流水一般地翻转开来。往往她的面前堆满了掰好的玉米粒，我和小弟弟才稀稀落落地掰下几个玉米棒。母亲还要用簸箕把堆积着的玉米粒撮起来，反复颠簸干净，倒进准备好的蛇皮口袋。玉米粒大的汗珠从她的额上滚落下来，她捋起胳膊，往脸上一揩，就像没有事情一样。
    吃了晚饭，我们依然围坐在那个圆圆的柳匾的四周掰玉米粒。蚊子出来了，带着黑暗的舌头。父亲拿来几根蒲棒，点燃。袅袅的烟在细如游丝的风中散发出沁人心脾的香气。蓝蓝的月光从半空中滴下来，落在树梢、鸟巢、屋顶、萤火虫的翅膀上，落在波光粼粼的水面和蝉的歌声里，溅起宋词一样婉约的涟漪。一些胆小的星星，正在看护着自己的家门，另一些则在自留地旁光滑的田埂上嬉戏、奔跑。它们来回穿梭时不慎散落在人间的光芒，一次次让我的眼睛涤澈灼亮。握着玉米刨的童年，因为有了这些星星而格外绚烂迷人。
    那些小的玉米棒，因为无从下刨，而被搁在一旁。大人们还是选择月明的夜晚，把它们堆在门口的场上，用木棍夯它们。木棍应该有两米长，微微弯曲，一头粗，一头细。粗的一头是夯头，细的一头是把手。父亲和母亲斜对面而坐。他们的木棍依次举起，落下。每次落下，都有玉米棒被重重砸碎，还有玉米粒被击起远飞。父亲在夯玉米的时候，喜欢“哼哟哼哟”的打号子。盛夏的月光下，他们的劳作是大地上最美的画幅。
    那个月色如池的夜晚，给我留下了水一样永恒的记忆。父亲在夯第二堆玉米的时候，因为用力过猛，右肩膀一下子脱了臼。高昂的“哼哟哼哟”的号子停了下来，取而代之的是一声又一声“哼哟哼哟”的呻吟。母亲慌了，赶紧扔下手中的木棍，从五队叫来了赤脚医生。当医生告诉她没有多大妨碍只需要修养几天就可以的时候，她的眼泪一下子朵眶而出。在给父亲做了热敷和膏贴以后，她擦了擦眼睛，又坐到了玉米堆边，重新举起了木棍。
    在父亲身边陪坐着的我，再次听到木棍夯打玉米的声音，心如刀绞，仿佛承受木棍重量的，根本不是玉米棒，而是我幼小脆弱的心。月光下的母亲，像来自一幅古典的画面，纤细、单薄、瘦弱、无助的影子，就这样一次一次濡湿了我酸性的眼角。
    今天，掰玉米棒、夯玉米棒已经成为历史。玉米刨、夯棒、圆匾、簸箕这些曾经的农具也已经不见了踪影。它们都已被现代化的脱粒机所代替。再多的玉米棒，在机器的吞吐下，都很快就脱成成堆的玉米粒。八月的蓝月光下，那些成堆的玉米粒河流一般流淌的金黄，将永远不可能再现。但幸运的是，这样的河流并没有从我记忆的大地上消逝。每次吃到玉米的时候，它总是悄悄地从我脑海的某个角落涌出来，涓涓地前行着，并发出钟摆一样“滴滴”的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