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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没有一片叶子是另外一片叶子的再版或者赝品。同样也没有可以复制的人生模型。

    法国让-保罗·沙特的童年是在书堆里面度过的。他的外祖父是一个作家，《德国读本》的作者。他从外祖父的书架上获得了使自己更加丰沛的知识的血液。他阅读了《在中国：一个中国人的苦难》，阅读了《流浪儿》，还有莫泊桑的短篇小说选等，并看了鲁本斯、凡·载克、迪耶勒、伦布朗特的画。从一个被书本阅读的人变成了一个阅读书本的人，从文字的奴隶变成了文字的主人，他完成了自己向一个作家及存在主义者的转变。二次大战期间，他发表小说、剧本著作若干，如《想像》、《恶心》、《苍蝇》等。 1943年发表最重要的代表作《存在与虚无》，提出“存在先于本质”并以此奠定其学术地位。

    战争题材的文字，俄罗斯的米哈伊尔·肖洛霍夫的《红军战士》值得一读。他在自己的文章中给我们描绘了一个坚定、勇敢、正义、聪明的侦察兵别洛夫的形象。在别洛夫自己认为极其平凡但是却分明伟大的战事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民族不可战胜的坚韧品质。作品让我们对侵略充满了刻骨的仇恨，并告诉人们，胜利必将属于正义的方向。米哈伊尔·肖洛霍夫经历了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这个年代流淌在他的文字中。

    哥伦比亚的加夫利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写了一篇著名的报道《一个遇难者的故事》，并在《观察家报》连载。故事缘起于1955年2月28日哥伦比亚海军卡尔答斯号驱逐舰在加勒比海遇到风暴，八名水兵落水。四天后，失踪的水兵被宣布死亡。但是，一个星期以后，一名遇难者在哥伦比亚北部荒凉的海滩上生还。他叫路易斯·亚历杭德罗·贝拉斯科。正是他的生还使作家获得了关于哥伦比亚海军驱逐舰走私电器物资的第一手资料，并完成了《一个遇难者的故事》的创作。这篇报道招来的风险是：路易斯荣誉丧失，作家生命差点不保。但是，值得庆幸的是《一个遇难者的故事》留了下来。

    著名的捷克作家哈谢克写作《好兵帅克》的时候，穷困交加。他每天游荡在布拉格城市不同的旅馆饭店之间：趿着拖鞋，不穿外套。他伏在旅馆饭店桌子的一角写稿件，每写几页就由他的伙伴中的一个赶紧送给出版商希内克，出版商按照交稿数量支付他相应的稿酬，正是这稿酬帮助哈谢克打发一天时间或者一个晚上。

    这些作家成就自己的条件让我们不由得设想：如果让-保罗·沙特的童年不是在他外祖父的书堆里度过，他会成为一个作家么？如果俄罗斯的米哈伊尔·肖洛霍夫不是经历了一段战乱岁月，他能够写出《红军战士》么？如果哥伦比亚的加夫利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不是遇到了驱逐舰上唯一的幸存者路易斯·亚历杭德罗·贝拉斯科，他的《一个遇难者的故事》能够见诸天下么？如果捷克作家哈谢克的生存条件很优越，他不用为自己每一天的空肚子发愁，他还能够写出《好兵帅克》这样誉满全球的作品么？

    我在这里给大家列举的作家，都是享誉世界的作家。他们让所有活着的人为之自豪：他们个体的生命都将淹没于漫漫尘土，但是他们文字的生命却会永恒。毫无疑问，存在主义会继续存在下去，红军战士的精神会世代传承，那个遇难者的故事永远不会消逝，循环性精神病患者帅克也将一直活在人间。

    有些事情，一经发生，就已经消亡。所以，我们不能假设一件事情的另一面。所有的假设都是徒劳的，就像面对我们的死亡，所有的胜利或者失败。没有一件事情可以还原或者复制，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去度过不属于自己而属于他人的人生。我相信就是在今天，仍然不乏像让-保罗·沙特那样的孩子，他有一个身为作家的外祖父，他的外祖父可以提供很多作品供他学习。但是，谁可以在这样的条件下成为又一个让-保罗·沙特呢？

    我想谁都希望自己会成为又一个沙特，但是沙特和他的存在主义已经绝版。我们能够做到的是，握紧自己，别让属于自我的土壤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