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普通的木箱，此刻正在父亲卧室的桌面上静静的躺着。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尽管搬了几次家，父亲一直把它放在那个固定的位置。此刻，它象一个沧桑的祖母呆在阴暗的房间，无声的时间之水，缓缓流过它的身边，仿佛流经一块卑微的化石。在它散发桐油余香的木质的核内，一些故事像鱼一样跃来跃去，剑的光芒不时刺伤我的眼睛，让我一次一次泪流满面。
    1963年，父亲为生活所逼，从中学退学。从来没有学过剃头的他开始了他的剃头人生。熊胡、砖井、后刘、东邱、西邱，这些村庄是他业务的范围。他要轮流去这些村庄中的各个小队，给队上的男女老少剃头。挨家挨户，哪家有人要剃，他就在哪家停下来。成人的一个头，大致要剃三十五分钟，小孩的则要二十五分钟。剃完再去下一户。

    那些着急外出办事的庄民，也会在父亲去他们村庄之前，赶到我们家剃头。一个长约一米五的板凳，剃头的人骑在上面，像骑马。父亲端出我们家的脸盆，倒上滚烫的水，放在板凳的一端。他让客人低下头，自己用手在盆里划几划，然后，用手抹一抹客人的脸，再如此用手反复梳理客人的头。等到盆里的水变成温水以后，他再用毛巾往客人的头上敷水，撒洗衣粉，用梳子梳理数遍，复用水清洗干净。剃头结束以后，还要再为客人清洗两遍。一个成年人剃个头，父亲要用去整整一瓶开水。

    荡刀布是一块长约五十厘米、宽约十厘米的粗布。父亲在给客人刮胡须之前，依然要像洗头一样用开水反复熨烫客人的胡须。他把荡刀布从包里取出来，挂在门的铰链上，反复把刀口放在上面荡。那情形，仿佛一条鱼反复用背跨越一条飞流的瀑布。他一边荡，一边用手指去试验刀刃锋利的程度，直到自己满意，才开始为客人动手。

    在吃穿都成问题的日子，父亲每天要用好几瓶开水，才能满足客人的需要。檐前屋后，所有能烧的东西都烧完了：树，草，玉米瓤，稻草，麦秸，甚至连同家里的破衣服。那天下雨，熊胡一队有人过来剃头。母亲对父亲说：“吃饭的草都没有了，你看怎么办？”父亲把母亲拽到一边，轻声说：“人家已经来了，总不能让他回去吧。”他让客人在长板凳上稍坐片刻，然后到他的床底下翻找能烧的东西。他什么也没有找到，除了一双大皮鞋。那是父亲夏天下地穿的皮鞋。只有鞋底，没有鞋帮，代替鞋帮的是两根交叉穿在鞋底上的麻绳。这双鞋，父亲至少穿了十年。但是，就在这个下雨的午后，父亲为了给一队的客人剃头，毫不犹豫的把它送进了锅堂。他一边烧火，一边使劲的揩着自己的眼睛。

    大约在我四五岁那年的冬天。一次外婆生病，母亲中午去外婆家看望。临走前，她关照父亲：“你晚上早点回来，别把几个孩子饿了。”父亲点了点头就出去了。家里只剩下大哥二哥弟兄俩。晚上八九点钟，母亲从外婆家赶回来的时候，看到我的大哥正坐在门槛上哭泣。在他的脚下，是几片被他啃得零乱的大白菜帮。父亲的剃头包则躺在离他几十厘米的一边。母亲赶紧抱起大哥问父亲哪里去了。大哥一边哭泣，一边说父亲出去找小弟了。母亲急匆匆就往门外赶，正好与从外面找二哥没着回来的父亲撞了满怀。母亲问：“二呢？”父亲说：“都找遍了，房前屋后，连个影子都没有。”母亲一下嚎啕大哭起来，她抡起地上的剃头包就摔了下去，叫着二哥的乳名发疯似的冲了出去。天空仿佛一团无边的漆，风冷冷的扎过，如同一根又一根带刃的钉。她撕心裂肺的哭声惊动了左右邻居。他们纷纷从家里赶出来，帮助寻找二哥。最后，在五奶家的猪圈圈栏边，细心的五爷发现了蜷睡在他家大白猪旁的二哥。抱着二哥，父亲热泪纵横。母亲问他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父亲嗫嚅着说：“五队老队长快死了，他儿子请我帮他剃头。”一边的五爷，小心地捡起了散落一地的刀、剪和剃头包里面的其他工具，以及被摔碎的剃头包。

    在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们家弟兄四个有三人在熊胡小学读书。那时候的学费只有两三元钱一学期。就是这两三元钱，对于我们家庭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天文数字。东挪西借空手而归的父亲，实在没有其他办法，就夹着他的剃头包，来到我们学校。他把包朝校长桌上一放，对校长说：“几个伢子都来念书了，学费我也交不起，我就帮你们每个先生剃个头抵帐吧。”校长同意了父亲的想法。下课的时候，我看到在学校办公室里，父亲为他们剃头的情景。当我趴在老师办公室的窗前看他剃头时，我看到了父亲那双红红的眼睛。像血一样的红色，是我对红色最深刻的印记。他那围在老师脖上的大围巾，也成了我关于白色最初的画面。

    方圆好几公里的人，在快离世前，总要让家人带到我家剃头。这是他们一生中最后一次剃头，父亲格外的小心和谨慎。他平时用三十五分钟剃的头，此时要用七十分钟。仿佛那不是剃头，而是与客人进行一次促膝长谈。他所有的器具，此刻都已经变成与客人交流的语言。李习的一个老头，临死前，委托家人求我的父亲去他家为他最后一次剃头。母亲不肯，说：“他也不是你管的范围，听说他动都不能动了，你何苦去？”她担心那个老头随时随地会死。父亲犹豫了一会儿，对母亲说：“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头吗。”那次，那个老头真的在父亲刚刚替他掏完耳朵以后就微笑着闭上了眼睛。收好剃头包以后，父亲向他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七八十年代，父亲是家乡妇孺皆知的人物，但也是有名的特困户。今天，我才笑问我的父亲：“究竟什么原因，我们家那时侯那么穷？”父亲说：“几个大队的头，每年都是我剃的，大人一年一元，小孩子一年五角。我拿了以后交队里算工分。但是，无论哪一家，年底过年都很困难，所以很多人家就不好意思收了。哪一年，我都是把家里分配的小麦玉米水稻卖了再堵债。连年亏，直到分田到户。”

    电话那头，父亲只是很轻松的说起这一切。我那质朴的父亲，在他丢下剃头包以后将近三十年，告诉了我人生中最珍贵的道理。我知道，我必须用一生的时间，学习做他一个合格的儿子，而他搁在桌上的剃头包，也正是父亲教育我们最好的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