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一头红发。一直想有一头红发。哪怕一星期，一个月。想感受顶着那一头火焰的感觉。发完稿子，编辑来件称赞，心情爽之，觉得可以折磨自己了。出门买回全套工具，塑胶手套，大小刷子，翻出网上订购的晚会用的临时染发剂—一个恐怖的名字“吸血鬼红”。呵呵，想象自己成吸血鬼的样子？难。

Andre 打来电话，我告诉他我将要做的实验。他经典的欧洲式浪漫说“不过，亲爱的，你的黑头发也很好看”。谢了。但，红头发还是想要的。我知道，我就是顶着一头白毛女的头发出去也没什麽，这是个自由的国度（瞧瞧）。但对红头发的向往如此之久。

这次回来，发现我喜爱的两个红头发女郎都变成金发或是褐发女郎了，让我失望之极。朱迪是犹太血统，两只大大的蓝眼睛配着一张娃娃脸，一头长长的浓密的红发曾经让我那末喜欢。这次见到她，顺着拍在我肩上的手回转头去，怎麽不是红头发了？我摇晃着她“咬牙切齿”地质问：你的红头发哪里去了？她嘿嘿笑地辩护：在“国家地理”工作，你别想有时间打理头发。

因为难以想象红头发在一张亚洲脸上，所以我决定谨慎行事，先用临时“涂料”做实验，看效果，再决定是不是把自己交出去给发廊任其屠宰。

材料一一摆开，在我的耐心限度内“认真”阅读说明，然后开始操作。大凡把自己一头“秀发” 做过“试验田”的女性朋友不用说都能会意，想象我洗手间的场景了。三副塑胶手套，两把刷子，半个小时之后，镜子中的我依然黑/褐发如故。看看洗脸池内“吸血鬼”的片片冲刷不掉的红色痕迹，心里大叫：又失败了。当然也不是全部失败。黑头发染上色总会在光线下看得出来。所以，我还是可以坐在我的马桶上在镜中欣赏头发顶层那若隐若现的酒红。让我想起有生最成功的一次染发。 那还是在北京，王府井开张了一家法国人经营的发廊。那时是罕见的。清一色的法国发型师，清一色的黑衣黑裤，那叫一个“酷”。我跟电视台的几个同事“赶潮流”地奔去染了自己的头发。 平时光线下也不过是个酒红色。结果，进了演播室，到了场子中间跟主持人说事，灯光下一头红发把每个人都吓了一跳。我对红发的爱也许是从那时开始的？

到了美国，开始了头发的艰难的里程（心酸，呵呵）。永远找不到合适的发廊。永远。当学生时，珍惜兜里的每一块银子（好省下买衣服，呵呵），就任头发胡长，自己也胡剪一气。好在本来就是茅草地一块，乱蓬蓬的别人也看不出个究竟。工作了，有进项了，可以找发廊了。先是唐人街里找，发现都是福建打工仔演变的发廊仔，手艺实在不敢恭维。又去韩国店，结果也大同小异。去了杜邦广场的时尚的店，发现也不过是多掏了几两银子也多添了几分郁闷罢了。后来终于在一家店里遇到一个叫杰希的菲律宾裔女发型师，让我感觉真是不错。几个月后再去，杰希换工作了。

就这样折腾到人去了阿尔及利亚。发廊男女分开。女人的发廊男人不准进。Andre 我的“随身翻译”进不去，我又如何能告诉理发师不要剃光我的头发呢？后来好朋友飞到阿尔及利亚看我。两个人好事，人多胆壮，决定去发廊。就在住家附近的街上。价钱中等（换算成美元那是惊人的便宜8块美金）。女理发师自己倒是蛮有型的。三个女孩子的发廊，一个比一个漂亮。一个打点我这个唯一的顾客，另外两个不慌不忙打理她们自己的头发。到了中饭时间， 一头长长卷发的那个女孩摘下衣架上的长袍套到身上，又掏出大大的头巾仔细地包住自己的秀发，出门了。唉，可惜了那头秀发，居然得包上，永远不能展示给外面的世界。那一个打点完我这个她一生唯一的中国顾客，我回头照镜子，看见了记忆当中的我老妈。

在布鲁塞尔时，我执意要去染头发。亲戚带我去了他常去的发廊。意大利血统的女理发师有着“女纳粹”的坚硬果断。抓起一把我的头发看了看，“你的头发太黑了。” 于是拒绝给我漂白，只给我做普通染色。我选了颜色，她毫不留情地说：你最后不会是这样的效果，但会让你的发顶有一层闪亮的色彩。好啊，我心想，至少她告诉我实话。不象在某某某地每个人都会夸口：没问题。结果大相径庭，总让你失望。我心里感觉，真是到了欧洲了。

“女纳粹”出乎意料地一手好功夫。也出乎意料地细腻。花了很长时间，我站到镜子前面，哇！ 发廊里的人都转头看我。唉，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我千谢万谢了“女纳粹”（两个小时之后她看起来好像不那末凶了）。出门去得意地迎接每一个赞许的眼光。

不过，还是没有红头发。愿望并没了却。所以才有了开篇之初的这番试验。电话中告诉Andre 我的试验的失败。并告诉他我决定过些日子等头发再长长一些，该再次打理的时候，我决定一定染成红头发。“为什麽不呢？如果是了却一个愿望?” 就是。受到鼓励，我心中舒坦。大力凛然地去清洗洗脸池，浴盆里的片片血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