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还是说小时候吧。很多有意思的记忆。

父亲是军人。我从小在大院里长大。后来王朔哥哥写的关于部队大院的故事(们)，虽是北京的大院，但全国的部队大院都大同小异。所以我很熟悉，也有亲切感。这是题外话了。还说我们那个大院吧。

沈阳军区有几个大院，我们那个叫“文工团大院”，住户大多是军区搞文化的人。还颇有几个小有名气的文化人混在其中。比如，写当时很流行的一首歌“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歌词的于宗信。比如，“雷锋”一书的作者，也是当时好几个电影戏剧的编剧崔家俊，等等。当然了，这些对当时小小的我们都没有意义。对我们来说，他们就是个于叔叔，崔伯伯什么的。没觉得“作者”一词有什么了不起。特别是于宗信，是个中等个头，皮肤白净的中年书生 (那时他们在我眼里都很“老”)。性情在我们看来比较古怪。后来长大了，想想他不过就是有些文化人的自负罢了。属于那种得意自己成就的人，而且可能还因自己的小有成就把自己高看起来。所以，他跟邻居处的不是特别好，经常听到关于他的纠纷。后来，被邻居抓到他为了报复邻居，往邻居的酸菜缸里吐痰(北方冬天家家户户淹酸菜)。这件事让我对他，也对“作家”深感失望。那种失望感到现在我还隐约记得。所以，一定很打击我的。因为我小时候一直是喜欢读书，梦想将来写作的。我们院子里的孩子们都不喜欢他了。我们开始设计作弄他。比如，趁他午睡时往他家的窗户里仍鞭炮了(他住的碰巧是一楼)。在他走路经过时我们一起从远处直呼他的大名“于宗信---”，等他气愤地回头，我们则一轰而散。等等。当然，这些举动一概是背着家长的。有一次，我看见父亲站在院子里跟于宗信说话，我从他们身边走过，心里胆怯和内疚得很。觉得自己做了背叛父亲的事。

不过，”台湾同胞“这首歌倒是蛮好听的。到现在，如果偶尔听见这首歌，我还会内心升腾起亲切熟悉的感觉。现在想想，于宗信叔叔很可能是福建人，写那首歌很有可能是他内心深处对自己在海峡那边的亲人的思念。

文工团大院里的阿姨们都挺漂亮的。虽然这里住的都是干部，不是文工团的战士演员们，但不少阿姨都是文工团演员出身，后来嫁了干部，或自己提升为干部。“索阿姨”是我眼里最漂亮的一个。多少年里，我一直以为她一定姓所以的“所”。所以，我经常故意地婉转地说“所”--(低吟)“阿”--(高音)“姨”，使其听起来象“所--以”。“索阿姨”夫妻俩跟我们家关系挺好的。我父母叫她“小索”。“索阿姨”的丈夫黄叔叔也是挺好看的一个男人。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黄叔叔是做什么的。因为，我只注意“索阿姨”了。

那时，人们洗澡要到澡堂去。(跟我现在去哈妈姆--土耳其浴挺象嘛)。部队的澡堂还是设施不错的。意思是空间宽敞一些，水供应充足一些，不太会洗着洗着断水了，等等。周末或星期五的一个固定节目就是母亲带我们去澡堂洗澡。有一次，不知因为什么，母亲去不了，正好索阿姨去洗澡，母亲就托索阿姨带我去。洗着洗着，就见身材很适衬的索阿姨一个“劈腿”就把腿架到好高的一个管子上，开始搓腿。这举动把我惊得不小。因为索阿姨已经不年轻了(那是在我眼里，其实现在想想她当时可能也就是30多岁吧)，她能劈腿呀。我不知道索阿姨曾经是文工团员。回家大惊小怪地告诉母亲我的发现。从此，见到索阿姨，我更肃然起敬。人家能劈腿呀。

可能是因为漂亮的人多吧，我们那个大院里的风流逸事也就不少。我记忆中很多次听见家长们谈话中谈到某某人的生活作风问题，当然都是小声的议论了，而且留意不让我们孩子听见。成人后，我知道了真实的人生世界不是任何清规戒律所能遮挡的。任何年代，任何国度，任何人群，都是“怎一个‘情’字了得”。所以，人生都是有很多“秘密”故事的。

大院有过很多的流行。比如，突然流行起学小提琴。家家户户都给孩子买了小提琴，找老师教。在我们的央求下，家长也给我和二姐买了，让我们学。当然，那投资是打水漂了。至今我不懂五线谱。再比如，流行穿“将校尼”。就是50年代的军装材料，厚尼子的，而且颜色不是军绿，倒是接近电影里的国民党军的军服颜色。男孩子们不做任何改动，干脆就这么穿出来，只是没有领章肩徽。女孩子们会把它改动一下，用它的材料，款式改成适合女孩子的比如大翻领什么的。我家里是我二姐热衷于这些，可能受她当时交往的一群朋友的影响。她有一件我母亲给她改的将校尼的小夹克上衣。她宝贝得不得了。穿了好多年。

后来的流行可就是走后门当兵了。那一年，两年，大院的孩子们一个个地不见了。我大姐姐正值那个年龄，回家哭诉，说，好好上着学呢，突然地，同学都不见了。班里就剩下几个人了。她也要去当兵。不会走后门的父母为了女儿也开始“走后门”，找老同志老朋友把大姐姐送去了大连当通讯兵。我记得母亲带着我去大连送姐姐(父亲那时下部队到黑龙江了)，我印象里部队的大铁栅栏门关上了，姐姐站在里面，我和母亲在外面。那栅铁门让我对姐姐很不理解：她干嘛愿意到这儿来呢？给自己关起来？后来听说了很多很多当年走后门当兵的故事。据说，走后门当兵起源于某某元帅的孙子去当兵。这下开了这个头，上行下效，从北京到地方，刹不住车了。据说，当时部队的中层干部们很无奈的。来当兵的孩子有的才13岁。连长点名时问“奶瓶子带来了吗？”，足见这连长的生气和无奈。

军区有自己的服务社，就是如今的grocery store，食品店，杂货店之类的。供应质量要比外面好一些。比如蔬菜品种绝对比外面要多。当然也是票证制度。每家每月一个卡，卡上印有31个格子。每个格子代表一天。你买了一天的菜，卖菜的就在你的卡上划掉一格。我常常负责家里的买菜，有时跟二姐一起，有时跟院子里的小朋友，更多时是跟姥姥去。因为部队的菜品种全和质量好，周围方圆几里的百姓们都知道。都想“噌菜”。每当我一个人或跟小夥伴去买菜时，附近街区的几个孩子就会堵截我们，威胁让我们帮他们带买菜。带买菜在理论上是行得通的。因为每天你并不是所有菜都买。你可能只买西红柿和茄子，所以，你其实可以给他们带买青椒或胡萝卜。但问题是，家家户户需要的都是差不多的菜。再有，用你的卡给别人买是不允许，所以，我不愿意做。我们就装听不见，一直朝前走，任那些孩子们在后面跟着，同时嘴里威胁着要打我们。当然从来没打过。因为他们不敢打大院的孩子。一是都是部队干部的孩子，二是大院的孩子们很团结，是有名声的。就连外面的流氓都轻易不敢惹大院的孩子。

大院长大的孩子就因为这些特殊待遇总是留有一些“自我感觉良好”的毛病。如果你见到满嘴夸夸其谈，天南地北无所不知的但又懒于动手的男人，他很可能是大院出身；如果你见到到老不谙世事，不占别人小便宜，也不屑于给领导送个礼什么(她很可能心里看不起这个领导，还没她爸的官儿大呢)的女人，她很可能也是大院出身。

大院后来不存在了。因为要开发，部队把地皮卖给了当地政府。大院里的几座楼都要拆。那时我已在北京了。还回去看过即将被拆的大院。但那时并没有遗憾和怀念的心理。只是今天，想想院子中间那棵大树是我们无数次骑车玩“滑坡”的地方，想想几座楼是我们无数次玩“踢盒子”，“藏猫猫”的地方，想想院子后面的玉米地是我们夏天捉蜻蜓的地方，。。。心里是怀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