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人看媒体

  提问：我是一个媒体从业人员，对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您在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的栏目，我记得您当时用三期节目谈中国的媒体。我想向您请教一下，在现今的情况下，有极少数的媒体，一方面在充当官方代言人的角色，另一方面也在趋同商业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您觉得作为一个媒体应该怎么自处？

    梁文道：首先第一个问题。我真的没办法给出任何建议，我不在局中，这是我一直内疚的地方，我没办法跟我认同的这些同行朋友们分担同一种命运，我不愿意说风凉话。但是我觉得或许有多少空间做多少事，只能这样，不要苛求大家，有多少地方做多少事。最近很多朋友都很灰心。我通常用电邮鼓励他们，我说路要慢慢走，我们从来做事情不应该太计较后果，不是说不计后果搞革命，而是说你做的事情有没有用。很多人常常问，你说这些有用吗？我还是会关心这个问题，但是更多的时候我关心的是我这样说、这样写对不对，对我来讲这个比它有没有用重要。你在街上看到一个老太太摔倒了，你去扶她，你会不会问自己我这么作有用吗？其实没用，说不定过几天她还在摔，她也不会给你钱。但是扶一个老太太是对的，就这么简单。尽量做自己在有限度哪怕很有限度的范围内对的事情。最低限度尽量不说谎话，只能如此。但是有一点光一点火都可以留着它。

　　提问：刚才说到关于娱乐的问题，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消息，北京的媒体报道您和陈丹青做了一些签售活动以及对谈，他们用的题目是梁文道、陈丹青共话范冰冰，您对这个怎么看？第二个问题，高行健在演讲里面提到一个观点，他认为二十世纪的文学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一直受到政治、国家观念和民族观念的影响，我们很多问题也都受到所谓的国家观念、民族观念的束缚，您认为有没有一天我们不再受国家观念和民族观念的束缚？

    梁文道：第一个问题很简单，当然我们现在的报纸越来越娱乐化，我会从一个善良的角度考虑，那个报纸光讲我和陈丹青两个人在说什么话，读者不一定愿意看，人家是好意，帮我们传达文化内容，就说我们共话范冰冰，谁知道到后来根本没什么，如果是我的话会说“共约范冰冰”，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第二个问题，我不是说要打破民族观念、国家观念，而是要更丰富什么是民族观念、国家观念。抗日战争前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主义很流行，我推荐大家去看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志田的一本书，里面有一篇文章谈到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主义。在抗战胜利的第二天，当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大公报社论这样写，漫长的苦难终于结束，昨天看到日本皇军排着队低着头听天皇宣布投降，他们的表情悲凉。报纸写“其情可悯”，接下来又说，从他们战败投降之后表现出来的秩序状态来看，可见日本人始终是一支可敬的民族，我们是战胜国，我们怎么样跟这样一个邻邦重建一个友好的关系，希望大家共同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请注意，当年中国最多读者、最有影响力的报纸，在抗战胜利之后第二天的社论是这样写的。今天有哪一份报纸敢说日本人是很可敬的呢？所以中国在民族问题、国家问题的宽容变得越来越窄，当然抗日是中国民族主义越来越强烈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但是并没有像我们今天这个程度。

　　提问：在娱乐化时代您怎么保持对媒体的提问。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您不吃麦当劳？

    梁文道：我不是一个关心品味问题的人，我常讲形象工程的坏处大家都说透了，形象工程很虚无很无聊。如果他们的品味好一点还好，但是盖的那些城镇雕塑，弄一个不锈钢的东西扭曲成一个形象，比如这个城市出人参就放人参，这个地方出什么鱼就放一什么鱼。如果他们的品味好一点还可以勉强接受，中国最悲惨的是每个官都觉得自己有品味。品味是不是很坏？我不觉得完全是这样，因为品味是文化资本上的东西，是人群用来区分彼此的东西，并没有保持不保持品味，每个人都在保持自己的品味。第二个问题，不吃麦当劳的问题。我最近也开始吃了，有一些朋友是吃麦当劳的，比如说事的时候就喜欢去麦当劳。但是我尽量不吃是因为麦当劳在我心目中是全球很不好的对待劳工法的始作俑者，把全职的工人变成零时工，把员工的时薪压得非常低。第二他们很不环保，他们在南美洲砍伐了大量的雨林作为牧场，因为那个牧场要养牛，这个产业很不环保，所以我不爱吃。

　　提问：作为一个以传媒力量干预社会变革的人，您期间是否有困惑？最大困惑是什么？如何排解？

    梁文道：我不觉得我以传媒力量干预社会变革，恐怕没有这个力量。困惑当然有，比如我难免会想我这样说、这样写有没有用呢，或者我对不对等等，这都是困惑。怎么排解？只有自己静下心来多点思考，多反省自己，多看别人怎么说，听别人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