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重拾常识沙龙讲座

时间： 2009年1月11日14：00

地点：单向街万达广场店

（本次梁文道在单向街的沙龙，是其200期以来最好的沙龙之一，沙龙之后现场签出137本书，也创了单向街单本签售新高。现场人真的好多，单向街万达广场店楼上楼下全是人，楼梯上都是人。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火爆的场面。不多说了，把现场沙龙的速记贴在下面，和大家一起分享。也欢迎大家在09年继续关注我们广西师大北京贝贝特的活动哦）

开场白：为什么写时评，为什么出时评书

    梁文道：我最初以为今天的情况像平常的演讲一样的东西，但是我没想到是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更不能够让大家又站着又坐着很累的听我讲一个多小时，那样会很麻烦。其实我不是太喜欢这本书，大家待会如果真的要买的话，要三思而后行，签名的话拿张纸也行。（笑）广西师大今年的好书很多，像陈丹青先生的《荒废集》真是一本好书，比较之下我觉得我这本书不怎么样，因为大家说陈丹青的言论很直接、诚实、坦白，他的文章写的很慢，文字很考究，所以很耐看。但是这本书我重新再翻的时候，发现不好看，或许是我自己的习惯，因为我不是个有存稿习惯的人，这次编这本书很麻烦，需要好朋友帮助我搜罗我的文章，因为我自己的文章我不会存，偶尔有一些将来会有用的才会存起来。我写了20多年的东西，绝大部分都不看，因为我也不习惯看，我连看都很讨厌，在报纸、杂志上出了我的文章之后，我发现登了就算了，结果后来有些编辑隔了很久跟我说帮你删了几段，加了几段，我完全都不知道。

    此外电视我也很讨厌，我不大看电视，我会看电视节目但是我不是那种常盯着电视看的人，尤其我不怎么看我自己的节目，我几乎从来不看。如果我发现电视上有我的节目我会马上转台，因为我发现一个人老照镜子是有毛病的。所以我重新再看这本书的时候我不太喜欢，因为我觉得里面的文字很粗糙，都是一件事情发生了，我很快就会去回应，其实这也是为什么20年来我出书比较少的原因，而且都是最近三四年才开始出书，是因为我一开始写东西，写了几年之后有人在香港劝我要出书，可是当时我一直很不乐意，因为我认为写评论出书是很没有道理的，因为任何评论也好，它都是在回应一些很短的事件。比如我开始写剧评，话剧各位是无法翻开的，跟电影、音乐不一样，话剧是几场演完了就没了，根本没办法翻开，我写很多剧评就非常没意义。后来写很多的音乐、电影、艺术评论我仍然觉得没有那个必要。

    到了最近几年，为什么要出书呢？最简单的理由是，有点像同声性工作的感觉，因为我跟朋友开了出版社，我自己当老板，老板自己都不出书怎么找作者呢？我们非常诚意邀请一个作者把书给我们出，他说，算了吧我看你对自己都没有信心，还给你出不大好吧。所以我们自己开始出书。但是我对出时评这个东西特别有保留，虽然最近一两年也有很多出版社的朋友接洽说不如出一些时评，可是我仍然觉得时评更令人纳闷，因为那件事发生了就发生了，过了就过了，事后重看没什么意思，虽然我总是跟别人讲，我们在中国写时评，其实在全世界都如此，在中国特别如此，由于写时评是很好的事情，因为你写了东西出来之后那件东西不会过时，矿难发生之后你写了评论之后，它还会发生，而且发生的更多。所以这样看起来好象有点价值可以保留一些东西。

但是更重要的是，我希望通过这些时评的结集和重新整理，能够找出一些比较后面的东西。什么叫做后面的东西呢？就是一些我们平常怎么去看问题，怎么去思考，怎么去处理我们跟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的关系，背后的一些假设是什么，概念是什么，有时候是言语上的东西，那些东西我觉得很好玩，那些东西是我过去写的，我发现或许还有一点留存的价值，虽然写的很不好看，因为我写的太快了，我刚刚说11个专栏，其实有很多是重复的，有些在香港、马来西亚的专栏大陆看不到，大陆的他们也看不到，在中间做倒买倒卖的工作。这里有些东西可以放很久，有些可能是很简单的日常语言。我举一个例子，比如“极少数”这三个字，极少数是很客观的数量形容词，比如我说虽然今天人这么多，但是长的帅的小伙子还真是极少数，这个极少数是客观，它没有贬义，没有褒义，但是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下有特别重要的含义，比如一说坏蛋不能是大多数，我们得说极少数的破坏分子煽动了大多数不明真相的善良百姓。

所以在中国大多数、极少数不是单纯的数量形容词，它是有价值蕴含的东西。有价值蕴含的词语和概念代表了一些价值观，虽然很多人说我们的制度不够民主等等，但是我们有某种的民主的政治的价值观，觉得大多数人赞成的必然是好的，一个东西获得大多数人支持它必然是好的，我们有这种价值观。从这种语言和脉络来看，我觉得很多事情或许我们会保持一个距离感，我想我写的东西都是希望怎么样去制造一些距离给自己，然后给别人。我在写的时候有很多的自我怀疑和反省的，因为我是一个平常住在香港的中国人，所以当我在看大陆的问题的时候，看内地事情的时候，我常常要提醒我自己，其实我是一个香港人，我是不是有很多我的偏见在里面呢？甚至有时候我应该透过这种双向的比较去看自己，心里面其实有一些什么样香港人带有的习惯看事情的方法，而这个东西是香港人不拒绝的，我可以拿出来反省一下，因为我觉得距离感很重要，自己和自己保持距离，自己和身边保持距离，这样的话看事情有点像一条鱼，鱼是不知道水的存在，直到你把那条鱼拿出来，它呼吸困难快死了才知道原来世界上还有水这回事。其实我和我们周边很多事情的关系就是鱼和水的关系，平常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有很多东西是如鱼得水，但是那个“水”到底是什么应该保持距离去看，这是我试图去做的事情，但是我不知道做的好不好或者做的怎么样，但这只是我的一个常识，是我第一次在大陆出这本集子，希望大家给我多一点批评的意见和指点，我会非常感激。

    这本书在序言的最后我说要把书里面所写的一切献给全中国所有的时评作家，这些时评作家可能是报纸的主笔、杂志的专栏作者，也可能是普通各位在博客上面写的关于时评时事，我认为这就是时评作家，我献给所有的这些人，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在一起。这个在一起的感觉对我来讲很重要，因为有一直有一个很深的负罪的感觉，当我看到很多大陆同行，在报纸上写东西的朋友，我觉得他们平常获取资讯的机会不如我多，他们发言的空间不如我大，他们身边面对的压力比我严重，万一出了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们的危险比我及时而切身，我比他们享受了太多太多更优厚的条件，这一直是让我很内疚的地方，也让我觉得必须做的更好才能对得起他们。为什么？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同一种人，我特别强调不要分派别，无论中国你的立场是什么，你在知识上、思想上你是属于什么派，我愿意真心相信大家都是在为这个国家思考，都希望这个国家更好，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真的是我们。

    我在陈丹青老师的《荒废集》里面有一个胡适晚年的访谈录里面，有一句话特别感动。胡适50年代在美国，那时候是胡适一生中最不得意的时候，生活也比较贫困，而当时大陆已经掀起批判胡适的风潮，很多胡适当年的学生都要批评，都要攻击他。而当时周策纵先生告诉胡适这段事，和他谈起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前几年很多人在讨论，万一鲁迅49年后还活着的话他会怎么样。胡适跟周策纵这样讲，胡适和鲁迅后来掰了，大家说他们是中国思想界两大派别的领袖。而胡适说“你放心鲁迅不会向外面倾斜，他是我们的人。”哪怕是论点上大家差异太远，但是他有一个基本的尊重，他知道鲁迅是什么样的人。什么叫“鲁迅是我们的人”？他这里所指的“我们”是我们是这样的知识分子，不会向外力曲折，哪怕鲁迅和我南辕北辙，但他是我们的人，我很尊重这么一份“我们”的感觉。

    我先讲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