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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是如何在我国传播与发展的

(2010-06-19 20:3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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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北京旅游知识
佛教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和年代,现在很难考定。最初传入时,不过在少数
人中奉行,未必为上层官府和史官之流所注意。公元前二年,大月支国原居我国
甘肃的一个强盛的少数民族西迁中亚后建立的国家国王的使者伊存到了当时中国
的首都长安即今西安,他口授佛经给一个名叫景卢的博士弟子。这是中国史书上
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的记录。我们可推断,由于在此一百二十年前汉武帝开
辟西域交通的结果,当时由印度传布到中亚细亚的佛教很可能早已通过行旅往来
而向东方渐进。也有传说:在与印度阿育王约公元前272-226在位同时的秦始皇
公元前246-210在位时代,已有印度的沙门室利房等十八人来到我国咸阳。阿育
王时举行第三次结集约在公元前250年,会后派大德赴各国传教,前来中国很有
可能。另外,也有认为宋玉《高唐赋》和《史记·始皇本纪》中的“羡门”即沙
门的,但因无译述学说传世,无从确考。


问:佛教最初传入的年代既是传说纷云,很难考定,为什么一般公认是开始于汉
明帝的求法呢?

答:史籍记载,汉明帝永平七年公元64派遣使者十二人前往西域访求佛法。公元
67年他们同了两位印度的僧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回到洛阳,带回经书和佛像,开
始翻译了一部分佛经,相传就是现存的《四十二章经》,是《阿含经》的节要译
本。同时在首都建造了中国第一个佛教寺院,就是今天还存在的白马寺。这个寺
据说也是以当时驮载经书佛像的白马而得名。根据这个传说来看,佛教的传入中
国虽不始于汉明帝,而佛教作为一个宗教,得到了政府的承认崇信,在中国初步
建立了它的基础和规模,可以说是始于汉明帝年代。公元73年班超使西域,以后
三十六国内属,西域道路畅通,当时著名科学家和文学家张衡78-139写的《西京
赋》就提到“桑门即沙门,可见那时佛教僧徒的存在已开始成为引起文人学士注
意的社会现象了。


问:佛教入中国的途径除了最初由陆路从西域而到关中之中,有无经由海路到达
吴楚的可能?根据汉明帝的弟弟楚王刘英信奉佛教的情况来看,可以证明这一点。

答:我同意这个看法。据史籍的记载看来,当时楚地佛教的传播比起中原,似乎
更盛一些。


问:中国佛教什么时候开始有自己的出家佛教徒的?

答:中国很早就有了本国出家佛教徒,汉明帝听许阳成侯刘峻出家是最早的记载。
但最初那些僧人仅是从师出家,剃除须发,照戒律生活,还没有受戒的制度;到
公元250年来自中印度的昙柯迦罗在洛阳白马寺正式建立戒坛传戒,中国才开始
有了如法的比丘。由于没有外国比丘尼到来,最初女人出家为尼的也只是剃发罢
了;稍后从大僧受戒,还不具备完全的受戒制度。到公元429年,由斯里兰卡先
后来了以铁萨罗为首的十九位比丘尼,才使她们的受戒具备完全的条件;从此,
中国才有了如法如律的比丘尼。


关于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阶段,学术界意见比较统一,认为由唐初至清朝,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初期,时间是唐初至宋朝。中国同创建伊斯兰教的阿拉伯民族在历史上早有着频繁的经济与文化交往。《史记》称阿拉伯为“条枝”,“在安息西数千里临西海,暑湿,耕田,田稻。”97年,后汉西域都护班超派遣甘英出使西域,行抵安息西境欲渡海往埃及受阻。由于他的报道,国人对条枝有了更多的了解。《后汉书》记载:“条枝国在山上,……临西海,海水曲环其南及东北,三面路绝,唯西北隅通陆道。”西汉时,我国与西域各国的贸易已相当频繁。安息地处要冲,为东、西贸易的重要中转站。中国的丝绸之路、铁器通过著名的丝绸之路远销至罗马帝国及西亚各地;阿拉伯的乳香、珠宝、鸵鸟则输入中国。东汉末年,都城洛阳盛行西域风尚,其中有的源自西亚,后逐渐与黄河流域汉族文化交融。从618年开始,出现了中国封建社会最繁荣的唐王朝。两个大帝国的边境相交于中亚细亚,这为两国的往来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相传,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曾经说过:“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2〔(P30)虽然有人怀疑这句话是否出自穆罕默德之口,但不管怎样7世纪初,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兴起,此后又建立起规模空前的阿拉伯伊斯兰大帝国。而这时在东方,说此话表达了阿拉伯穆斯林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感和他们善于学习别国先进文化的心态。

  关于伊斯兰教何时传入中国,目前尚无定论,中国的史书上也有着不同的记载,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唐永徽二年说是可信的。《旧唐书·大食传》记载:“永徽二年始遣使来贡。自云有国已三十四年,历三主。”永徽二年正值阿拉伯伊斯兰帝国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当政。他派使者经丝绸之路抵达长安,觐见唐高宗李治,并向他介绍大食国的建国经过、基本国情、文化习俗和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这是阿拉伯伊斯兰帝国与中国在外交上的首次接触。其后,自651年至798年的148年中,据有关史料记载,阿拉伯伊斯兰帝国的来唐使节达39次之多(参见《册府之龟》、《旧唐书》、《资治通鉴》等记大食国之史料)。尤其是在阿拉伯伊斯兰帝国的阿拔斯王朝初期,两国的交往最为频繁。唐王朝优礼来使,有的授中郎将勋位。当然,在这些使节中也不乏矫借君命的商人。

  在唐朝中期以前,大食国的使者及商人来华路线主要以陆地为主。唐德宗以后吐蕃势力扩张,一度阻断陆路通道,但海上交通可长年畅通,并更居优势,因此大部分来者主要以海路为主。从陆上或海上来华的使者及商人,除阿拉伯人之外,主要以波斯和中亚各国人居多。人们大都客居长安和沿海各通商口岸。唐代称外族为“胡”或“蕃”,其聚居地后称“蕃坊”或“蕃市”(“胡“多指北方、西部诸外族,“蕃”则为一切外族之通称)。在蕃坊中,由唐王朝任命一位年高德勋的穆斯林为“蕃长”,主持宗教礼拜,处理穆斯林间的民事诉讼。此时的长安俨如一国际都市,在100万城市居民中,竟有2%左右的外籍侨民和过往的“胡客”。各国来华的穆斯林商人,因宗教与生活习俗相同聚而居之,称“西市”或“波斯邸”。长安西域风尚盛行,连帝王皆嗜好源于波斯的马上球戏,乐道大食和中亚传来的棋弈。

  此时在广州、扬州等地客居的大食者与波斯蕃客的人数也很多,为管理外贸和税利,唐朝在广州专设市舶使。据史料记载,至德三年(758年)九月,广州大食人和波斯人举行暴动,赶走刺史韦得见(《新唐书》、《肃宗本记》)。可见此时来华蕃商之众。

  唐代中国虽然与阿拉伯伊斯兰帝国边境相连,友好往来一直不错,但两个强大帝国之间也难免发生摩擦和冲突。8世纪中叶,唐王朝与大食国因石国(现塔什干)问题发生争端。虽然在唐天宝十年(715年)恒逻斯一役中,唐朝高仙芝军大败,伤亡数万人,西域的势力受挫,但两国关系并未因此交恶,通商往来照常进行。不久,唐朝爆发“安史之乱”。756年,肃宗继位后,为平定安禄山叛乱,向大食借兵。“至德二载(757年)九月丁亥,元帅广平王统朔方、安西、回纥、南蛮、大食之众二十万东向讨贼。”(《旧唐书,《肃宗本记》此处所言20万士兵当含大食及中亚各族穆斯林。收复两京后,肃宗允准他们世居中国,可同当地妇女通婚。天宝之后,西域的胡贾蕃兵留居长安,“皆有妻子,买田宅者,举质取乱,安居不欲归。命检胡客有田宅者,凡得四千人。”(《资治通鉴》,《唐记四八》)。后编入左右神策军,有的被授封官职,予以任用。

  此时来华贸易的蕃客,虽然也有不少人久居不归,并与当地居民婚娶相通,繁衍子孙,但他们还没有得到中国人的认同,不被视作中国人,他们所信奉的伊斯兰教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只是一种带有神秘色彩的外来文化。


基督教真正开始大规模传入中国,是在19世纪中叶帝国主义列强用大炮轰开中国大门之后。外国传教士受不平等条约庇护,享有“治外法权”,由此引起中国民众不满,冲突时有发生。在纷至沓来的外国传教士中,有一些人参与了殖民者的侵略行动。基督教进入中国的时机、方式以及一些传教士的行为,难免让教会蒙羞,中国人很自然就把传教活动与侵略战争联系起来,称基督教为“洋教”,并流传这样一句话:“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中国人。”这说明中国民众对基督教的印象不佳,感情上难以认同。  


  基督教在中国传播遭遇尴尬。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一些教会人士提出由中国人自办教会的主张,由此在20世纪初兴起了一场自立和“本色化”运动,试图使基督教成为在中华大地上滋养生长的植物。但当时中国教会受西方诸国基督教差传机构控制,他们为了维护本国在华利益,不会真心实意地支持中国人自办教会。中国教会争取自立的努力昙花一现,无果而终。 

  1949年新中国建立时,中国教会陷入了更深的危机。当人民政府宣布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后,一度陷入恐慌的教会才冷静下来,开始思考教会何去何从的生存大计。 

  中国教会中的有识之士,面对翻天覆地的社会变化,表现出了远见卓识。他们决定顺应时代大潮,化解政治危机,拯救中国教会。1950年7月28日,吴耀宗等40名中国基督教知名人士发表了《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一文,提出中国的教会由中国人自己来办,真正实现自治、自传、自养。三自爱国运动由此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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