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一项体育娱乐活动演化而来的“跑马”曾经风靡20世纪初的上海，地价因此飞升，人们的生活因其改变。最初仅仅是一家运动俱乐部的跑马总会，却把上海滩变成了一座远东最大的赌场。“跑马”对近代中国的上海影响深远，涉及了这座城市从消费经济到世俗风尚的方方面面，超乎寻常人的想象，甚至可以说是这座“欧风东渐”下发展起来的摩登都市的一块重要奠基石。

　　关于当年“跑马”的盛况，《申报》曾有这样一段记载：“自租界达马场之各路，但见往返者如鱼贯、如蚁阵—跑马之处则广场东北两边之路，人如堵墙，叠层拥积，约有万数之多。有匠工短衣窄袖者，有方褓圆领者以及绮罗子弟、苍白殳老。更有老妪少妇，咸接趾错履、延劲注目，以争一看。并有马车多辆，皆乘巾帼之类、脂粉之艳焉。”这是何等热烈的场面。

　　和这一记载形成巨大反差的是这样的事实：当时作为远东第一的跑马厅在它运营伊始便制定了一系列针对华人的规定，比如禁止华人入会；禁止华人入内观看比赛；甚至禁止跑马场周围的华人居民在房子上任意开设窗口。著名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也赫然竖在公园的门口。

　　一边是这样歧视的规定，一边却又看到前面的报道。本来是西人业余消遣娱乐的活动却牵动了旧上海的城市神经，让整座城市为之狂热。解释起来，是看似简单的八个字：“洋人领风，华人跟风。”

　　上海学者李天纲曾经有过这样的阐述：摆脱蒙昧贫困后的简单快乐，对外部时尚追求时的好奇兴奋，让旧上海无论发生什么样的“华洋交锋”，市民精神的深处都少有“义和团”方式的“排外”和“仇洋”。在南京路，在上海当地话的语系中，“洋派”是个中性的词汇，是“现代”和“摩登”的代名词。由此看来，当时华人对“跑马”这项娱乐，最初抱着绝大的好奇，而好奇过后便是羡慕，羡慕过后便是追逐和模仿。

　　当时沪西警察局长潘志杰的儿子潘达，白天在友邦保险公司上班，每逢跑马的日子就会出现在赛马场上，作为骑师出赛，是成为当时家境富有的时尚青年的偶像。在二三十年代，上海少数贵族男子学校如西童公学就专门把骑术作为体育课的内容，不少商贾子弟、白领精英则会在工作之余参加赛马总会的训练班，像潘达这样能够有参赛水平的骑师真比明星还要风光。

　　作家程乃珊在她的著述里讲到过上海滩这样一则社会新闻：上海地产大王、人称“程麻皮”的程谨轩的大孙女居然跟着自己的私人马术教练私奔了。她的骑术老师也是她家的马夫兼保镖。当时的骑师健美时尚，很得女性的青睐，相比那些只知躺在家里抽大烟、养姨太太的旧式纨绔子弟，对上海的女性来说“洋派”的骑师不啻是一道新时代的曙光。

　　叶贻铨是清末富商叶澄衷之子，是上海滩的显贵。他也爱上了赛马，想要以会员身份加入跑马总会，因为是华人被董事会一口回绝。叶贻铨并不死心，设法加入了日本国籍，拿了“东洋人”的护照后又转赴当时英占香港参与赛马，自以为有了这次“先例”后再要求得到上海“跑马总会”成员资格易如反掌，不料照旧被拒之门外！叶贻铨一怒之下，找到几个商界朋友集资购地建起了“江湾跑马场”，董事全是华人，赛马对时人的吸引力可见一斑。

　　如果关于跑马场的上海记忆将到此为止，似乎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当年上海风行的“跑马”运动极为吸引眼球，以致跑马厅的地价飞涨，附近店铺林立，是老上海商业街最初的辉煌亮相，就比如南京路。

　　然而“跑马”怎会如此简单，前文中市井观赛的火爆场景，让我理解了它简直就是旧上海的集体盛宴，那么吸引那些小市民的又是什么呢？…… (撰文/陈杰)

　　更多内容详见《中华遗产》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