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上课的教授为什么不脸红

   吴 江  作者文集

   根据教育部相关规定，如果教授连续两年不承担教学任务，不为本科生上课，将转为研究员；而每位在职教授则需完成每年400学时的教学任务。（《北京日报》9月3日）

    如今，教授更多成为了一种名誉。对于一些高校教师而言，教授的头衔，非但不是履行教书授业的激励，反倒成了不再教书的借口。理由也甚是堂皇：教授有更多重要的科研工作和交流活动需要参加，教书这活儿理当退居其次。从字面上解读，“教书授课”委实是教授这一行当的天职，这与医生救死扶伤、警察维护治安是一个道理。完成好本职工作，是各行各业从业者都需遵从的底线。

    现实情况却是，不上课的教授非但自己不脸红，甚至很少受到非难和指责，以至于“教授不上课”逐渐成为高校普遍存在且被广泛认同的现象。诚然，大学教授这一职业的确有其特殊性，例如无需坐班、不必考勤，而国内教授更是被划分为“授课型”与“研究型”两类，科研任务多的可以少代课甚至不代课，这早已成为教授行当的潜规则。拥有众多自由权却鲜有约束的教授们，最终发展到滥用这些权利，似乎也是一种必然的结果。

    追逐更能获利的项目、争相校外兼职逐渐成为高校教授圈里的普遍生态，一头戴着教授的头衔，领着教授的待遇；一边却将本该操持本业的时间用于兼职，教书授课反沦为第二副业。更为讽刺的是，那些老老实实做好本业的教授反被视为没本事，至少也是不灵活、不开窍的表现。如此背景下，“没有不逃课的学生，没有不兼职的教授”共同构成了当下高校里两道诡异的景观。

    既然是教授，那么再赚钱的事业，再宏大的研究课题都必须服从于“教书授业”这一前提。即便是发达国家的一流科研院所，那些科研成果极为丰硕的一流教授们，都未曾离开三尺讲台。为何到了国内，并未成为一流研究者的教授们反倒集体不屑于为学生授课了呢？

    当然，作为自由人，教授应该有自己的选择权。倘若真的胸怀更为高远的人生目标，也大可放下教鞭，摘下教授帽子去追逐自己的理想。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部出台“不教学不能做教授”的规定，不仅有助于教授职业回归本位，其实也给了教授们更多的选择和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