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书是文化的基层建构，是形成社会常识的重要力量。发育中的教科书注定要成为当时政治文化大变革的记录者和参与者，甚至是第一叙述人。因此，研究各个时代的教科书，必定能为考察社会常识和民众普遍观念的变迁提供不小的助益。教科书研究，是社会学和传播学尤其是传播社会学研究中一个值得探究的边缘领域。

1904年，商务印书馆推出“最新教科书”，这部非钦定的民间教科书，将君臣身份置于“国”之教育中，是其特点。如《最新初等小学修身教科书》中“死国”一课述先秦时期楚国白公作乱，庄善辞别母亲，母亲问他为何弃母而拼死以战，庄善回答：“为臣者，内其禄而外其身。今所以养母者，国之禄也。食其禄而不死其事，不可。”此时， 中国的民间教科书已经是“国”显而“君”隐。

中国古代种族、文化观念混合，并不具有近代民族国家观念。正如1897年南洋公学外院所编、有“中国人自编教科书之始”之称的《蒙学课本》所言：“凡无教化之国谓之蛮夷戎狄。我国有时所见他国之民，其教化皆不如我国，因名之曰蛮夷戎狄。后人不知此意，见他国人不问其教化如何，皆以蛮夷戎狄呼之，几若中国外无一非蛮夷戎狄，不亦误乎？”

《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中“革命”一词之解释：“国家政治，拂逆人民之公意。人民不得以，以武力颠覆政府，谓之革命。”

同书“共和”条：“此前为一姓专制时代，各私其种，人故多不平等之制度。今民国建立，凡我民族不问何种何教，权利义务皆平等，无所轩轾，利害与共，痛痒相关，同心协力，以肩国家之重任。”“我国数千年文化，非一民族之功。即今日改专制为共和，亦我五大民族共同之力。”

清末学部教科书介绍国家三要素：“西儒之论曰：有民人、有领土、有主权，三者完备而始成为国家。是谓国家三要素。”

学科教科书中对纳税人权利的申述：“纳税者皆有监督用此税项之权，故用此税者，稍有情弊，即无颜对此纳税之人。”

1914年商务版《共和国教科书》之《法制大意》编修目的：“藉得政法常识，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之资格。”

（是为读《“国家”的诞生：科教书中的中华民国》之笔记，该文见《读书》2012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