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蹈生态变化与当代电子媒介(一)
(2011-01-06 00:2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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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艺术电子传媒杂谈 |
分类: 传学试笔 |
25年前的初夏,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中国新舞蹈运动的开创者吴晓邦先生来到福州,在西湖宾馆举办舞蹈理论讲习班。正在读文艺美学研究生的我,由导师安排,作为一门硕士课程,参加了讲习班的学习,有幸与吴先生结识,同时也结识了他早年的弟子浦以勉女士。在当时,吴先生的舞蹈观和对舞蹈界的自律,都是颇为严肃的。据浦以勉女士介绍,当初,她进入天马舞蹈艺术团之后,吴老师严格禁止她和同事们去跳交娱舞等社会舞蹈。在那次讲学中,吴晓邦先生也告诫舞蹈艺术工作者在创作中不要沾染上那种夜总会式的舞蹈风气。连在舞美和服装中缀上旧时代舞厅里常见的闪闪发光的小金片或小银片,也是吴先生所不喜欢看到的。坚持舞蹈创作的思想内涵和艺术水准追求,维护舞蹈艺术的纯洁品格,是吴晓邦先生的讲学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之一。
四分之一世纪过去,弹指一挥间。当今时代,中国的舞蹈文化生态与人们的舞蹈观念,与吴先生在任在世时相比,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种社会舞蹈,包括国标舞、拉丁舞、摩登舞,成为各级舞蹈家协会推广的对象,各种相关的比赛此起彼伏。今年元旦期间,由中国舞蹈家协会与台湾舞蹈界同业组织联合在福州举办海峡两岸青年舞蹈交流活动。其间,来自台湾和大陆的舞者们,既表演了《彩云之南》《已是月满时》等主题性艺术舞蹈,也表演了包括肚皮舞、拉丁舞、摩登舞、街舞、踢踏舞在内的多种社会舞蹈,并获得观众和同行的热烈反应,其中,来自北台湾科学技术学院的一群男孩们表演的街舞《跳舞的孩子不会变坏》尤其受到人们的喜爱。后人和后任们如此热情地对待社会舞蹈,这恐怕是当年的中国舞蹈界领袖吴晓邦先生所始料未及的。
我想,在当时中国民族危机深重的时代条件下投身舞蹈艺术,又在留学期间研究过现代舞舞蹈家I.邓肯和M.维格曼等人的舞蹈理论,吴晓邦先生志存高远,坚持让舞蹈作品承载形而上的深刻理念,为民族国家伸张春秋大义,维护舞蹈艺术的高洁品格,都具有时代的合理性。那时候,几乎所有的左翼艺术家的创作思想,都可以由马雅可夫斯基所写的这几句诗代言——
我
吴先生更是如此。作为一个杰出的专业舞人,他把舞蹈作为追求人生真谛的终身事业去奋斗,把自己的命运与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联。因此,他的作品具有时代高度和世纪意义。
而今,却是承平之世,民心静好。艺术的政治负载不再那么沉重,娱乐乃至游戏的心态更浸漫于大众的审美生活。肚皮舞、拉丁舞、摩登舞、街舞、踢踏舞等娱乐性舞蹈的流行就自然成为一种时尚了。其实,从舞蹈艺术的本体构成来看,这些社会舞蹈乃至体育性舞蹈的盛行,也自有其意义,也是舞蹈的艺术发展所需的一种社会感性土壤。
——舞蹈艺术存在一种三维内驱结构,或者说,从内部来考察,制约舞蹈艺术发展的主要因素来自三个方面:第一,舞者的形体条件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对形体的自控制与自导向能力。第二,由舞者的姿势动作乃至动律所形成的舞蹈艺术符号形式(如中国传统舞蹈讲究的女性身体“三道弯”造型)。第三,蕴含在这些符号形式中的意义内容。社会舞蹈与体育舞蹈至少从第一和第二方面有效地训练了舞者。虽然许多时候,这种训练是普及性的,它们所生产的是舞蹈世界中的“大众文化”。但是这种“舞蹈大众文化”却培养了舞蹈的广泛“群众基础”。这“群众基础”,在我看来,正是高雅舞蹈艺术所赖以植根的社会感性土壤。
在许多方面看,台湾都像是上帝赐给中华民族的一块试验田。在舞蹈艺术方面也复如此。(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