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青川的日子

文/柳薇

512大地震发生后，第4频道全体总动员，迅速投入抗震救灾新闻采访第一线。

5月13号，正跟着频道微波直播车在外采访的我，接了到父亲从广元打来的电话：青川受灾严重，具体情况不明，急需向外界求援。我立即向领导汇报了这一情况，频道总监指派我与文岸、周夕颖、钟林波立即奔赴青川。

当时因为通讯、道路的中断，青川与外界已经失去了联系。里面的情况究竟怎样，我们无从得知。这一路上大家都沉默不语，车速比以往快了很多。

晚上七点，当我们驶入青川县竹园镇时，我急迫而又害怕的把头伸向了车外，映入我眼帘的不再是记忆中那秀美的山川，严重的山体滑坡已将青山覆盖，原本就不宽敞的盘山路几乎布满了巨石，被砸被埋的车辆随处可见。

庆幸的是，经过当地抢险队一天的奋战，道路已基本被打通。我们的车子在沿着垮塌的山路，顶着余震中不断从滑坡的山体上飞下的落石，以最快的速度在5月13号晚上十点赶到了青川县城。

青川是生养我的地方，在那个原本山清水秀的小县城我生活了13年，那里的山山水水留给了我太多儿时美好的回忆。可当我们的车子驶入青川县城的那一瞬，我顿时被惊呆了。原本灯火通明的县城不在了，高耸的大楼不在了，车灯所能映照到的地方到处都是垮塌的楼房和折断的电杆。山珍市场，东桥宾馆，木鱼中学，对于我来说这一个个曾经是那么熟悉的地方现在却都成为了一堆堆被死神笼罩的废墟。

因为没有药物，没有帐篷许多从废墟中抢救出来的伤员都只能经过简单的包扎横七竖八的躺在医疗点的空地上。看着停放在废墟边残缺凌乱的遗体，在呻吟中等待救援的伤员，听着老乡们的撕心裂肺的哭喊。我的心里就像压上了一块巨石，恨不能将所有的灾情一下全部报道出去，让所有的人都能了解到这里凄惨的景况。可当我们跳下车扛起摄象机时，眼泪却已经模糊了我们的双眼，说实话采访中，我心情很复杂既希望见到我的亲人朋友却又害怕见到，见到意味着他们受伤了，得救了，见不到也许就意味着……我也很想立马去寻找我的亲人，可我明白这次回来我不是探亲，我是一名记者，肩负的所有受灾群众的希望。

从医疗点，救援现场到各个受灾群众聚集点，靠着手电筒的光线，我们的采访一直持续到凌晨三点过。这期间我碰到了认识的老乡，她告诉了我一些关于我亲人的情况，表姐，侄儿下落不明，嫂子的家人也都还被埋在废墟中。我不是不想可我没有时间，也没有办法去寻找他们，工作不能停下，手中的新闻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发回成都。

这一夜每走一处，每出完一个现场。我的心里都又说不出的难受，感到有些无助，能做的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不停的采访。第二天，天刚亮，一车车救援物资，一辆辆满载着军人的军车，一只只来自全国各地的救援队全都出现在了这个正在等待救援的小县城，他们的到来让老百姓看到了生的希望，大家用满脸热泪在迎接着他们。

看到这样的场景，我立即赶到指挥部通过卫星电话连线，想立即把心中的那份激动和大家的感激之情传达出去，可哽咽的我却忘记了说出一直重复在我心里的那句话，谢谢你们，谢谢全社会的好心人，你们送来的东西我们都收到了，受灾群众有救了。而也就是在那一刻，我才真正的明白为什么说我们媒体是连接党和群众的一根纽带。在国难当头的危机时刻，我们传递的不仅是党的政策，群众的声音，更是一份份感天动地的真情。

记者的责任究竟有多重，对于刚刚迈入新闻队伍的我来说，这个疑问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完整的答案。可5月14号那天，一位老大妈给了这个答案真切的诠释。当天我在采访她时，我的话筒还没有递到她的嘴边，她便一下哭着扑进了我的怀里，口中不停的说着谢谢。我不知道能用什么样的语言去安慰她。也不明白她究竟在感谢着什么？只是一直把她紧紧的搂在我的怀里。在我作记者的2年里，这是第一次与被采访者靠的这么近，突然间觉得手中的话筒变的沉甸甸的。这是受灾群众对于我们寄予的希望，希望有多大，责任就有多重。

这份责任感，无时无刻的不在促使着我们加倍努力的采访，写稿，编辑，为了每天都能及时的发回报道，我们就此驻扎在了青川。从17号开始我们的新闻深入到青川县的各个受灾乡镇，由于道路不通，许多地方都只能翻山前往。

红光乡就是重灾区之一，因多处山体大面积滑坡，有两个社的700多位村民都被掩埋在了垮塌的山体之下，垮塌的山石阻断了河流，形成了多个堰塞湖，随时危及着上万名受灾群众的安全。而要到达那里，至少也得走上3个多小时的山路。

在没有人带路的情况下，我们就跟着运粮队出发了，进山时已是中午，只是在早上吃了点干粮的我们一路上就靠着几瓶矿泉水在维持着体力。到最后水喝完了，顶着烈日的我们就只能一人喝上一瓶带在身上应急用的藿香正气液润润嘴。路上经过的老乡看到两名男记者李胜、文岸吃力的扛着两台摄象机，就试图帮他们背，但最终谁也没能说动他们。艰难进入红光后我们采访了一家已经几乎是一无所有的受灾老乡，可让我们谁都没有想到的是，在返回路过他们临时搭建的避震棚时，他们已经特意煮好了鸡蛋一直在等着我们。我们知道这些鸡蛋对于被困在山里的他们意味着什么，一个劲的拒绝着，可头发花白的老大娘不停的对我们说：你们一定要收下，我们有吃的，家里还剩下了几只母鸡。每天都会下蛋。这是我一生中吃到过最香的鸡蛋。它不仅给了我们力量更温暖了我们的心。

晚上九点，在下山的路上，我们遇到了一些从石坝马公向外转移的群众，其中还有着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我们的摄像记者 李盛为老人家打开了我们一直没舍得用的摄象灯。在这束光亮中，陆续的聚集了几十位急着向外转移的受灾群众。虽然当时天空又下起了雨，在地震中被震松的山体随时都可能滑坡。，可就是黑暗中的这一丁点儿亮光把我们紧紧的连在了一起，大家都彼此关心彼此鼓励，互相搀扶着走下了山。 

我们这些年轻记者还从未曾经历过这样艰险的采访，可只要我们能在第一时间抢先发回红光的灾情报道，能给质朴善良的父老乡亲一个交代，再累，再苦，我们发誓一定要咬牙坚持。后来我们又靠长时间的步行翻山陆续的进入了，石板沟，新华村，曲河等多个受灾乡镇。
    灾情在被不断的报道，社会的关注也越来越多的投向了青川。受灾群众的生活慢慢的开始趋于稳定。我们也由一开始的居无定所到后来有了帐篷办公点。这期间我们的采访队伍一直在不断的壮大。而那一个多月里，余震几乎是天天相伴。起初我们谁都没有过害怕，可就在5月25号，我，凌芳青，张肖，熊伟四名记者，跟着大型车队拍摄受灾群众外出转移时，遇到了突如其来的6。4级大余震。我们的车子当时正好被堵在了车队中间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从山体上飞落下来的石快密集的砸向了我们的采访车。当坐在前面的两名男记者张肖，雄伟迅速跳下车后，坐在后面的我与另外一名女记者凌芳清才发现，车门被中控锁住了怎么也打不开。慌乱中凌芳清将堆放在后面的行李包使劲的往我俩身上拉，当看着大石块砸穿车子挡风玻璃的那一刻，我内心充满了恐惧与绝望。为了能从车里逃出去。我只得爬到前面，颤抖着双手把中控打开，也就在那一瞬间，我们的男记者张肖冒着生命危险冲了回来拉开车门将惊魂未定我和凌芳青拖下了车。几分钟后，车子刚被开到安全地带，凌芳青就又采访起了与我们一样刚刚脱险的受灾群众。后来，我们都开始彼此安慰，说没事就好，其实强装镇定的我们心里都清楚：刚刚大家与死神只是擦肩而过！几位好心的路人帮我们把已经快要全部砸碎的挡风玻璃用透明胶固定后，我们又跟着车队继续着我们还未完成的采访任务。

后来妈妈看到了我们的节目，心疼的哭了，问我那么危险，下次能不能不去。作为一名记者我始终没能让妈妈悬着的这颗心放下，因为和同事们一样，我们知道越是危险的时候，越是灾情严重的时候，我们肩上的摄象机，手中的话筒和笔就越不能放下。

其实在我们频道有着类似经历的记者还有很多很多，祝丽鹃徒步9小时挺进汶川，吴晓欧一次次翻越随时可能滑坡的绝壁，张超，文安在只能侧着身子，面贴墙壁，冒着生命危险通过死亡峡谷时手中的摄象机仍是一刻也没停止拍摄。而采访结束后，大家却只能靠干粮充饥。在采访车上蜷缩着小睡一会儿。这些同事大都和我一样是刚刚迈出大学校门不久的80后。一直在顺境中成长的我们以往在父母眼里总是长不大的孩子，在单位似乎也都难以承担重任。而在这场我们谁都未曾经历的灾难面前，无论是那些与我们年龄相仿的部队官兵，还是十多二十岁的志愿者。我们都在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向全社会证明，我们有信心，有决心挑起肩负的重担。

其实就在地震发生前，我们这些迈入新闻队伍不久的年轻记者一直都还苦恼着不能体会到记者的真正价值，而这一次当我们看到在通过报道后，一批批救援人员，一车车救援物资不断的运往灾区，受灾群众的生活因为有了大家的关注而开始一天天好起来的时候，我们终于认识理解了新闻工作的神圣与光荣。

在青川采访的35天里，舍生忘死奋力救援的军人，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国赶来的志愿者，帐篷学校里那一个个十二三岁的小老师。这一切感动着我，鼓励着我。让我看到了灾难面前人性迸发出来的大爱，大善。看到了民族的凝聚力。看到了祖国的强大。

我是一名记者，也是一名党员，我所做的都只是我的本职工作，收获的却是让我快速成长的宝贵经历。虽然现在我们面对的是一场巨大的灾难，要想最终取得胜利，还需要所有人更多的付出与努力。而我能做的就是继续回到青川，用镜头，用笔记录下坚强乐观的父老乡亲重建的家园的每一个脚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