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救助之路

《新闻现场》记者  张宇博

　  由于平时到电视台求助的人非常多，所以今年4月5日，当张洪海初次出现在我面前时，并没有引起我太多的关注。记的当时，那个身穿军绿裤的中年男子向我讲述自己女儿身患白血症，一家人已走投无路时，我甚至产生了怀疑。因为，一方面，如果真如张洪海所说，为了给女儿治病一家已流落到广州一路桥下，他自己又是从广州一路搭便车回到四川的，那么他至少应该是灰头土脸，或者是衣衫褴褛，而眼前这个人却衣着整洁；另一方面，张洪海与我们接触过的很多求助者不同，在他脸上看不到太多“悲痛欲绝”的表情，即使当他就讲到女儿如何乖巧，家人如何痛苦时，也显得很平静。在过去的采访中，我曾经历过被求助者欺骗和利用，导致最后观众的同情心也被利用的事，所以在接待这样一位冷静的求助者时，我产生了疑惑，也开始了调查。

    按照张洪海提供的信息，我打电话与广州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血液科取得了联系。说实话当核实了张洪海所说属实时，我真的有点惊讶，我不能明白，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个父亲所经历承受的和所表现的这样不成正比，当然一星期后，我找到了答案，这是后话。

    在此之后，我们开始深入这个家庭。令我印象很深的是，由于拍摄需要一些筹备时间，我们让张洪海先回广州，在送他上火车后，我们向他的邻座讲述了他的故事，没想到，一直表现的很坚强的张洪海落泪了,在听到别人讲述自己的故事后……

    4月9日，我们飞到广州，那时，我们才发现张洪海一直在约定的地点等着我们，他说，家乡媒体是女儿活命的最后希望，等不到我们，他也不知道怎么去面对同样在等待着他的女儿和妻子。

跟着张洪海，我们在广州广园西路的一座铁路桥下见到了张珍霞。这是一个眼睛大大、皮肤白皙的女孩，由于一直在接受化疗，病痛的折磨让她的情绪不太好，加上本来性格比较内向，接触之初我们与她的沟通很成问题。但大家毕竟都是女孩，而且年龄相差不大，慢慢的，我们便熟悉起来。她会留着眼泪给我讲发现自己得病时，如何的绝望，家人如何痛苦；她也会陶醉地与我分享她最喜欢的韩剧并对男女主角品头论足；她甚至会诡秘地吓唬我的搭档张肖……短短几天时间，我和珍霞便成了朋友，她叫我姐姐，我们无话不谈。然而，越是了解这个女孩，越是喜欢这个妹妹，我的心就越酸楚，每当她和我牵手谈心时，我总会下意识的抬头看看为她们挡风遮雨的铁路桥，这是一个多么恶劣的生活环境呀，特别是对于一个病人而言。可是每当心里痛痛、鼻子酸酸的时候，我总是会加倍的强颜欢笑。那一刻，我突然理解：作为父亲，张洪海一开始讲述女儿时，平静表情的背后强忍着的东西。

    还有一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尽管居住的环境十分恶劣，但这一家人始终都十分讲究卫生，他们说，这是珍霞病后养成的习惯，干干净净不仅会减少细菌接近珍霞的机会，也是用行动告诉珍霞穷并不等于潦倒，就算捡垃圾也要干干净净，这是一种精神意志。

几天的采访结束后，我们回到成都开始制作节目。那段时间，我压力很大，感觉睁眼闭眼就是珍霞那双大眼睛扑闪扑闪的。每天白天制作节目，晚上失眠，节目播出后又生怕没人捐钱，生怕不能让珍霞回到四川……总之，在每天的胡思乱想中，节目竟也得到了很好的反响，这才松了一口气。

回到成都后，更多的媒体都加入了帮助珍霞的队伍中，捐款情况也不错。但是，几万元的捐款对于白血病来说真的是杯水车薪。珍霞的父亲到处打工挣钱，我们也到处争取更多的捐款。我们是记者，但到这个时候，我们关心的已不是新闻，而是珍霞的命运。面对这个可爱的女孩，面对这个不幸的家庭，社会上很多好心人都行动了起来，我们内部的很多人也在尽着自己的力量：记者冯娜娜专程回了趟家，第二天为珍霞带来5000元钱，这都是她家人捐的；我的搭档张肖一向都是潇洒的“月光族”，但面对珍霞的家人，他再也潇洒不起来了，他不仅拍着哭、哭着拍，还会掏出身上所有的钱（当然，最多不超过两百块）；为了给珍霞筹备义演募捐，我的顶头上司－－制片人魏炜、我的同事侯珊珊、杨泉等放下了手中的事，帮我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义演当天，主持人王雷宇、雷小雪晚上要做节目，白天抽空来到义演现场，为募捐活动拉人气……当然，在这过程当中，很多事、很多人也让我难以忘记：为珍霞义演，富森美家居无偿提供场地，还连夜搭了一个舞台；成都几十位民间艺人，表演了一上午，不要一分钱报酬；还有四处为珍霞奔走的绵阳人陈述先生；仅仅听说了珍霞的故事，节目还没播出就开始为珍霞捐钱的成都沙河堡小学；提供最好的医疗条件并减免不少费用的成都军区总医院……相比之下，我们找过的许多慈善机构反而没能提供更多的帮助，从省级红十字会、慈善总会，到珍霞的老家南充市，包括计生部门、妇联等政府部门，仅筹到几千元款项。但是我想，大家都有难处，应该都尽力了吧。

    几个月后，珍霞因为没有后续医疗费而被迫出院。说实话，奔走了几个月，最后得到这样一个结果，心里真的不甘。很多时候，大家都认为媒体能量很大，遇到困难求助媒体，但事实上，媒体在这个社会中扮演一个极为尴尬的角色。新闻单位毕竟不是慈善机构，我们仅仅拥有一点话语权，对某些事也许能帮上一些忙，但能力极为有限，很多时候我们是在替人去求人，向社会讨帮助。

现在，珍霞已经回到家乡南充接受中医治疗。作为记者，我已不好意思再去采访了，但作为姐姐，我一直挂念着这个妹妹，时不时发个短信问候一下。珍霞和她的爸爸说，有我们那份心，他们已感激不尽了。可我心里一直有点堵；一直关心此事的魏炜老师、健祥老师，也与我有同样的心情，但他们一直开导着我… …回过头来，有一些问题一直萦绕在我脑海中：面对像珍霞这样的弱势群体，我们的社会是否能建立一种更为有效的救助机制？媒体能否利用自己的公信力，筹建一个爱心基金会？

《新闻现场》有这样一句宣传词：“有一些声音等待倾听，有一些人物等待援助。”作为一名记者，我们也可以做个“客观记录者”，“快乐着你的快乐、悲伤着你的悲伤”，但作为一个人，我们总想伸出手来，给比我们还难的百姓做些什么――命中注定，我们要享受些许的快乐、遭遇更多的尴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