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晋商会馆也是集聚联系所在地方的晋商老乡，整合同乡的力量，表达利益诉求，为行会成员服务的地方。北京的临襄会馆有一块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的碑记称：“会馆之立，所以联乡情，笃友谊也。朋友居五伦之一，四海之内，以义相投，皆为兄弟。然籍同里井者，其情较洽。籍同里井，而于他乡遇之则尤洽。”

    太原社科院院长刘锦春称：“山西商帮重视群体的力量，用会馆作为集结地使行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团结在一起，这在当时的社会也就起到了整合社会的作用。因为在当时的社会整体的氛围是一种“商人”是四民之末，商人在中国的传统地位是低下的，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讲晋商在当时也是一个弱势群体。作为商人的自发的团体，行会就自然的承担起表达商人自己的利益诉求。”

    太原师范学院历史地理与环境变迁研究所研究员张慧芝认为，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很重视发挥群体力量，还注意量才使用，各尽所能，他们用会馆的维系和精神上崇奉关圣的方式，增强相互间的了解，通过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消除人际间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山西商人在外经营，不可避免会发生与行内、行外之间的业务纠纷，对此，晋商会馆，成为调解与仲裁的场所。

    比如中俄恰克图贸易，长期以来一直为晋商垄断，商号最多时达120余家，各商号组合成商会，维护共同利益。各店如同一家，一致对外，与同行竞争，使外帮势力无法涉足其间。而晋商会馆则是晋商组织商会进行同行间的经济管理和协调，维护本会共同利益,约束全员，避免内斗，一致对外的场所。

再次，晋商会馆还是远方的商品中转站。乾隆十年（1745年），晋商在旧买卖营子（多伦诺尔）集资兴建了山西会馆。这里既是山西商人结社、集会、议事和娱乐活动的场所，更是一个大型货物中转站，而且每逢阴历三月初都要在此议事，安排全年的商务事务，阴历五月十三日为山西籍商人内务大商号集会、议事之日，并唱戏庆贺以此助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