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升王氏家族初期，或以农为本，或肩挑小卖，小日子小打小闹，全只靠自己勤劳俭朴、节衣缩食地艰苦度日，虽也置地修房，亦不过零敲碎打，为只为糊口养家和聊蔽风雨而已。数世之后，方有人延师读书，出过一个生员，从此耕读传家。但直到明末清初，尽管十三世王兴旺曾是静升首户，十四世王斗星、王列星兄弟也富甲一方，却终因早期创业不具规模，难得全方位顾及，以致他们的生活历程、人生踪迹，除《静升村王氏源流碑记》中关于士农工商的简要言及外，至今还极少发现其他文字记载。

倒是十四世另一支王谦受、王谦让、王谦和、王正居、王谦美兄弟五人，天赋既高，又得家教，思路甚宽，胆略也大，方才在王家创业史上谱下了新的一页。这兄弟五人果然是手足之情，他们五位一体，或聚或散，有分有合，有雄图也有壮为──由谦受、谦和外出闯荡，贩卖盐粮、绸缎、杂货、骡马等等，由谦让、正居留守家园，经营土地，扩展家业，谋求增强大本营的实力。如此数年，家囊渐实，才算真正奠定了王家得以称雄一方的基础。

相传谦受、谦和兄弟二人，审时度势，同晋及蒙，尔后由晋蒙又到燕赵齐鲁一带，初为行商，后为坐贾，初则近处交易，后又长途贩运，初时自营自销，后便入股成董，初在小县城镇，后便扬名京畿。总之是财路越来越广，家资越来越厚，直到可以雄踞一方之后，既沟通了“黑道”，也打通了“红道”。简直是“王”者天下任我走了。这里所谓“黑道”，无非是土匪、痞子、山大王之类。他们自然是受过这些人的骚扰劫掠的，但一来二去，花费些银两，便“化敌为友”，完全以玉帛化干戈了。他们学会了这些人的行话黑话，懂得了这些人的作派来派，所以在一次贩马途中，尽管去路被挡、马匹被抢，终久还是化险为夷，仅仅虚惊一场罢了。那次，非但马匹如数归还，反倒赚了两餐酒饭，几身皮袄，并成为这之后茶余饭后兄弟俩过关斩将的话题。
　　至于“红道”，当然是指官府衙门了。据说谦受、谦和兄弟俩全都擅长交际，能言善辩，既会逢迎，也能自持；既能测得“风向”，也可听得“风声”；只因朋友到处都有，机遇便从不放过。那年，兄弟俩住进一家客店，正遇两位军校打尖，言谈之间，茶酒相敬，很快便似熟人友人。当军校谈到朝廷近期在陕西平叛，急需军马粮草等品，而军方正为此运筹，命他俩巡行催办时，谦受当即毛遂自荐，尽献良策，力表兄弟俩甘愿为国分忧，效犬马之劳。那军校二人正为重任在身而犯愁，闻听此言，又见二人精明可信，自是喜上眉头，遂如此这般指点途径，让其先去讨得某某手令，尔后再分头催办征敛，分头买卖转运，并暗示此等肥差之渔利自不同于一般。四人谈得投机，酒兴大增。谦受、谦和自是聪明之辈，二日早起，不仅付清全数店钱酒钱，且以银两相赠军校，结为密友，随后匆匆出门上马，各奔前程。

这一来，谦受、谦和很快便同官府结交上了，他们以其经营牲畜之优势，首先向平阳府献马24匹，果由此受命，得以为清军筹集军马粮草。于是，借得官威，如虎添翼，官商一气，凡事顺利。兄弟俩一个北上塞外贩马，一个南下中州集粮。除粮食军马外，但凡草料鞍辔等一应军需物品，也都顺手可图，从不掉以轻心。这中间兄弟俩方才晓得，上自州官县衙，下至乡里村甲，凡到之处，之所以无所不能，或有难色而不敢违抗者，是全凭这一纸官印了，官商联手之益由此深悟。

转眼，战事结束，朝廷嘉奖功臣，又不想凡此番涉及之军方地方，无不奏章为王氏兄弟请奖，王谦受、王谦和乃名噪一时，生意做进了京城，店铺骤然增多，家境很快殷实。直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举办皇恩浩荡的“千叟宴”时，年届古稀的王谦受作为京畿富绅，更还有幸成为赴宴者997人中的一位。 康熙帝此番赐给王谦受的一把龙头拐杖，一直供奉在王家祠堂，到20世纪50年代初，它才被一位爱好音乐的农民，用以改制为二胡杆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