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家如何有财力能建这么大的宅院呢？这要从乔致庸的爷爷乔贵发说起。乔贵发从小父母双亡，家中一贫如洗，不得不寄食在舅舅家中。由于舅母的歧视，乔贵发长大后回到乔家堡村独立生活。
　　有一次，村中有人娶亲，他前去帮忙，不料迟到一步，便受到管事人的冷言冷语讽刺。乔贵发正值血气方刚的年纪，哪能受下这口气，一怒之下便去了口外，在蒙古包头苦捱了30年。最初，乔贵发这个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光棍汉，在包头萨拉齐厅老官营村的台成当铺做店员。店员中有一个山西姓秦的老乡，两人一见如故，便结为异姓兄弟。十多年后，两人稍有积蓄，便另起炉灶，自立门户。乔、秦二人能审时度势，同心协力，精打细算，苦心经营，从经营豆腐、烧饼以及零星杂货，进一步兼营打造银器。由于待人接物好，又善管理，生意日见兴隆。在这蒸蒸日上的生意面前，乔贵发及其后代格守祖训，经常警惕奋发，力求持盈保泰，不断发展。秦家子弟恰恰相反，吃喝嫖赌，生活骄奢淫逸，终于坐吃山空，入不敷出，只好逐次从号内抽出本金。秦家抽出的股金均由乔家补进，秦家抽一股，乔家往里补一股。最后，两家合资的生意成了乔家的独资生意。
　　乔家在包头的买卖越来越发达，财力越来越雄厚，后来，乔家以“复盛公”字号命名的铺底，便成为包头市面上的头号大买卖。由此便产生了“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民谚，这句民谚，是往日包头工商界和居民都知道的一句俗语。据说，当时乔家在包头的房屋就有一千多间。
　　除去票号、钱庄、商号、当铺、茶庄、粮行等生产字号及其所属房产外，乔家在包头的还有菜园地280亩，乔家堡村有土地几百亩。祁县城内及北京、天津、太原等地也有一些房产。至于家中所藏的金银玉器，珍宝古玩，更无法估计。有了这么多的钱，才使乔家的祁县老家建起了自己的大宅院。1907年，89岁的乔致庸去世，在家停丧八个月。从家中到坟地，沿街沿路，搭了十几个过街彩棚，棚中有各种纸札。送丧时，粗、细乐户十几班，鼓乐震天，仪仗队绵延数里，马车近百辆，领丧的已到坟地，扫尾的还在饭桌旁原地没动。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1937年，芦沟桥的炮声无情地打破了这个大家族的宁静生活。1938年9月，因不堪日军骚扰，“在中堂”合家老小六十余人，纷纷离去，避难于平、津等处，从此就再没有回来。
　　乔家从发迹到衰落，一共传了7世。第一代乔贵发为其创业者，始于包头，生了三个儿子。其中乔全美为第三个儿子，他继承了乔贵发的基业，创设了包头“复盛号”字号，乔全美又生了两个儿子，二子乔致庸，便是今日乔家大院“在中堂”的主人了。乔致庸活了89岁，历经嘉靖、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五个朝代，人称“亮财主”。他青年时中秀才、后弃儒经商，讲信誉，重实效，用人才，事业大发展。于是他大兴土木，光大门庭，广交官吏，显赫一时。
　　到民国初，“在中堂”由乔致庸之后代乔映霞主持。乔映奎，是“在中堂”的最后一名掌舵人，曾任祁县东部三十六村联村协会董事长。“在中堂”第七代，不完全统计，有40多人分散于北京、上海、太原、昆明、大同、包头、徐州等地。乔致庸在世时，曾捐钱买官，乔本人是“二品补用道”，分省后补，赏戴花翎。子孙亦如此，男封“大夫”。女封“宜人”，几乎人人都是官。为光耀门庭，乔家广结权贵，“三晋源”渠贞，是“在中堂”的侄女婿。“华北一杆笔”赵铁山，是“在中堂”的内侄。“在中堂”家规很严，一不准纳妾；二不准虐仆；三不准嫖妓；四不准吸毒；五不准赌博；六不准酗酒。家族子弟，大都受到中等以上的教育。他们办私塾，高薪聘老师，优秀者送人太谷铭贤学校、天津南开中学、大学深造。毕业后再留学美国。仅“映字辈”，上过大学者两人。第六代兄弟20人中，11名大学生，获博士学位者2人，硕士1人，多人从事教授、翻译、工程设计等事业。“在中堂”的匾凡参观乔家大院的游客，仰视大门上挂的一块横匾，篮底金字、上书“福种琅环”。这块匾是八国联军进犯北京，朝中发生庚于事变，慈禧出逃西安，途经山西乔家时，乔家“在中堂”捐赠白银10万两，当时，山西巡抚丁某受慈禧面谕为褒奖乔家赠送的。乔家除捐赠白银外，还趁慈禧路居几人倾其美肴，大加奉献，故后来得此赠赐，实在是隆恩浩大，这块匾保存完好，至今悬于乔家在中堂大门之卜。福种琅环即琅环福地，是传说中神仙的洞府。福种即种福之意，一般是皇帝赐匾才用“福种”二字，这块匾赐给乔家，大意是把“福”播种在乔家“在中堂”。
　　另外，乔家“在中堂”挂的匾额很多，有李鸿章题写赠送的“仁周义溥”二有祁县东36村村民联名为乔映霞赠送的“身备六行”；还有“为善最乐”。“光前裕后”等20余块匾额，充分说明了当时乔家的显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