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在哪里？”妻子问我。

    这是大年三十的下午。深冬的阳光很好。

    老屋。我们家可是没有什么屋可以称为老屋的啊。想象中，老屋应如沧桑的老人，深深地烙上了岁月的印痕：长满青苔的石级、精雕细琢的窗柃、班驳陆离的大门，甚至幽静的庭院，甚至间或一二声吱呀的开门声。

    妻子的问话让我记忆的闸门瞬间打开。

    小时候听奶奶说，在爷爷的爷爷辈都健在的时候，可是一个大家庭，人多田不少。后来分家单过，家道中落，本是做皮匠手艺的爷爷随唐生智的国民党军队吃粮远走，结果某年冬天在河南的一场败仗，爷爷成为异乡的孤雁，无奈之时还在河南认了个干娘，后来一路乞讨回家，手指、脚趾都已冻掉几个，不到40岁便魂归天堂，那时我的父亲才3岁。

    没有男人的家庭，奶奶拖养着几个孩子靠变卖当年的嫁妆度日。不久因疟疾等疾病，几个孩子先后离开人世，甚至一天时间夺走两个孩子的性命，最终剩得我父亲一人。父亲曾说，当年丧子丧女的奶奶因此疯了几年。后来实在没有办法，改嫁给长沙城郊的一曾姓男人，生活过几年后，不知怎地，仍旧回到了如今的老家。

    我在老家生活的时候，记得家里每年都会有一位我们称“曾叔叔”的驼背单身男人会来家里住上几天，奶奶和父母都会热情接待。我的哥哥每年也都会代表我们家到他们家去走走。我心存疑问，这个人是谁？为什么要称呼他为“叔叔”？那时我并不知道这个人就是那位曾姓继爷爷的后代。1988年10月我的奶奶去世，那位“曾叔叔”也来了，但祭文中没有提到这段岁月。作为晚辈的我们从不曾开口去问奶奶和父亲，我想那段岁月的生活肯定亦是穷不聊生，不堪回首。而最近这些年，家里过年时还会来一位“亲戚”，也就是曾家嫁出去的女儿的一家。他们现在生活好了，逢年过节没有什么亲戚可走，就把我家当成了亲戚。

    重新回到老家的奶奶带着父亲一个人，在一些水利工地上帮人做饭，辗转过周边几个公社的不少工地。奶奶是个要强的女人，对父亲的管教并不因父亲年幼丧父而有所溺爱。奶奶和父亲都曾告诉我，当年奶奶对父亲的管教是十分的严厉，甚至苛刻。严厉的奶奶却是心地善良并且非常公平的一个人，水利工地上社员意见最多的食堂，但是只要是奶奶过去做饭，就没有不信服奶奶的。正因为这样，孤儿寡母，赢得了不少干部的尊重。那个时候，奶奶几乎每年都会被评为先进个人，甚至被领导邀去在大会上作报告，介绍情况。我曾听我们村大队妇女主任说过，只念过2年汉书的奶奶，口才很好，作报告总能信口拈来并且合乎领导意图。

    后来，奶奶和父亲在老家盖起了几间茅草房，又过了几年翻修成瓦屋。以长沙乡下的建筑风格，父亲修建的那栋房子其实只能算半栋：一间堂屋、一间正房、两间偏房。父母亲生下我们姊妹4人之后，家里的房子明显不够用，于是30多岁的父亲又在房屋后面盖起了3间小房，两间住人，一间做粮仓。而这两间房子由于地势低，非常潮湿。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分田到户，在大队做干部的父亲放弃职务到乡镇企业做工。看着我们一个个就要长大成人，父亲决定再异地建栋房子。于是1984年，我们的新家在父亲的努力下竣工了，这在当时可是我们村里少有的二层楼房。而老屋在搬进新家之后不久，为了还债，给卖掉了。

    按照我们现在的评价标准，父亲并不算非常成功的农民。如今渐入年迈的他依然自己做些农活维持生计。但在我的心里，父亲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男人。在他40岁之前，依靠自己的微薄力量，先后建起了2栋房子，给了我们姊妹以遮风挡雨的场所。而我呢？在父母亲和兄弟姊妹的帮助下，完成了14年的学业之后，直到30岁才借款买了间单位的福利旧房子，又到36岁的2005年才迁进了如今的新家，而这也是依靠单位的力量和贷款解决的。放在今天这样高的房价下，我都不知道能否买得起房子或者要做多少年的房奴。

    老屋不在了，但在我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