逛书店是我保留下来的不多的爱好之一。

    这个书店门面不大，除了营销书籍外，还销售些文具用品和期刊杂志等。于我而言，选择的书籍不是很多，只能用“淘”来形容选择一本合适自己的书的艰难。因县城书店很少，即使这样，隔三差五的，我总会来淘一淘。

    书店没有什么顾客，非常安静，甚至连灯光亦很暗淡。

    我径直走到最靠里的一排书架，那里是我的淘场。

    冷不防，我瞥见书架的地上却坐着一个小女孩，正捧一本书在读。小女孩约莫10来岁，梳理打扮不是很整洁，她应该是读书着了迷，丝毫也没有感觉有人靠近了。我侧转身，仔细地打量着小女孩，甚至弯下身，想看她读的是什么书。

    这是谁家的小女孩？天快要黑了，怎么还不回家？是店主的孩子吗？这一连串的问题一下子拥挤在脑海中。我知道这些都不会有什么答案的。

    小女孩是谁家的孩子不重要。如果她是街上某家的孩子，我为店主让小女孩自由看书的善意而感动，书店毕竟不是图书馆啊。如果她是店主的孩子，我为店主对子女良好的教育感到敬佩，小小年龄正是贪玩的季节，能手捧书籍心无旁骛地阅读，应该是教子有方啊！

    我怕打搅了孩子，就迅速地退了出来。

    一路上我想起了自己的童年和童年对书的渴望。

    我的童年是国家逐步从闭关走向开放、从抱残守缺走向变化革新的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到八十年代前期。与今天相比，不仅物质匮乏，而且精神文化亦是相当的贫乏。

    于乡下的孩子而言，我启蒙算是比较早的。六岁进生产队的红孩子班，六岁半读小学一年级。俗语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七岁就能看出一个人一生的走向？不管怎么说，七岁的时候，我就对读书产生了兴趣，而这个爱好却是我的几个姊妹中惟一的。我常常把后面的经历看成是一种命运的使然。

    可是，我们那时候有什么书可读呢？没有电视，没有报纸，没有如今这般琳琅满目的文化产品。那个时候甚至连“红宝书”也只有作为党员的父亲才有。

    即便是这样，家里对我读书却是给予了最大的支持。那个时候，乡下是没有新华书店的，只有供销社商店里有个柜台会摆上几本书。每每放学或中午的时候，我都会跑过去，趴在柜台上看那些书的封皮，看得心里痒痒的。如果感觉那本书合适自己，回家就找奶奶“磨”钱，用这样的方式，我磨到了《英语九百句》《算得快》《王老师教作文》《有趣的数理化问题》等，有一次，父亲甚至从长沙给我带了一套《十万个为什么？》。

    这都是在小学阶段买的书，其实有些书还真看不懂。比如《有趣的数理化问题》，都是初高中之后才能接触的一些问题。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里面有这样一道数学题：一渔翁以打渔为生，可能是渔翁之意不在鱼。人家问他打了多少鱼，他说，昨天打了9条没有尾巴的鱼，今天打了6条没有头的鱼，这两天的鱼放在一起，我一辈子都吃不完。这个问题之所以印象深，是因为题目说的是数学符号“∞”，表示“无穷”。“9”没有尾巴是“0”，“6”没有头也是“0”，两个“0”排在一起，就成了“∞”，难怪渔翁会说一辈子也吃不完。

    书不仅难得买到，而且家里经济也不允许。更多的时候，我是翻箱倒柜地找书看。从衣柜的抽屉中，我找到过父亲读过的语文书，其中印象最深的一篇文章是周立波小说中的章节《分马》，印象最深的一句是：别吵吵，分马了。有时也到后屋场邻家叔叔家找他们读过的书看，那时两个叔叔读高中，那些《中国历史》《世界历史》以及他们参加78年高考时用过的复习书，都让我翻看过，虽然确实有些看不懂。

    在那个贫瘠而又简单的时代，对书，我真有种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的姿态。如今，物质得到极大富足，精神却略显空虚。书不是问题，每天全球要出多少种出版物，购书亦不是问题，但读书却常常出问题，很难静下心来认真地将一本本书读完，哪怕是粗读也是不行。

    看着书房里的一大堆书，常和儿子做工作，是不是我们把这些书捐给农村的小朋友去。儿子每次都是斩钉截铁地回答：不行！我要留给儿子看的。

    笑也不是，哭也不是。儿子的儿子，会象我今天看到的小女孩一样，爱好阅读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