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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银字儿市井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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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转过年6月出了第三本《金粟儒林篇:从清代说部看士人生活》。而这本新书的出版,与前一本隔了三年。
《银字水浒传》的“银字”稍有不同——解释什么是“银字”,还要从此书的写作说起。《金粟儒林篇》出版后,聚珍文化的编辑老师约我再写一本“市井水浒传”,我心存顾虑,没敢马上应承。
按说,在小说名著中,《水浒传》我最熟悉,也曾反复披读,并写过一些论文和一本专著(《水浒源流新证》);我的论文自选集便题为《水浒西游探源》,因为里面一多半文章都是讨论《水浒》的。——我的顾虑有二:一是前三本讨论的都是“世情小说”,衣食银钱、生活细节,本来就是那些作品最出彩的地方。《水浒传》则属于“英雄传奇”,以粗犷的笔触写江湖豪杰,离柴米油盐似乎远了点。二来,写作的人都知道,越是熟悉的内容,有时反而不知从何下笔。——不过我还是想试一试。
2017年的整个夏天,我都在读水浒,写水浒。写到天凉快时,遇到了瓶颈。刚好有人约我写另外的书稿,水浒的稿子便搁下了。接下来的2018年一直忙,自己都不知道忙些啥。直至2019年的6月,才再度坐下来,重新翻看写过的书稿。
两年当中,稿子放下了,心却没放下。仍在不断阅读、思考,并有了一些新的心得。譬如我们都知道梁山好汉顿顿不离酒,怀疑那只是作者的夸张。可是看看学者对宋代经济的研究,在国家税收中,酒税是大头。整个宋代的军费,全靠酒税支撑。有的年份,全国粮产量的三分之一都用来酿酒。官府不仅不禁酒,还鼓励、诱导百姓饮酒,甚至“唯恐人不饮酒”(宋人吕祖谦(《历代制度详谈·酒禁》)——把这样的背景揭示出来,人们对水浒人物的“好酒贪杯”,无疑会有新的认识。
再如,以前人们总说《水浒传》的最终写定,是天才文人介入的结果。我的新看法是,《水浒》中最精彩的人物故事,恰恰是市井说书艺人师徒相传、千锤百炼的结果。
把这个认识落实在书名上,便有了“银字”二字。银字本指一种乐器——银字笙,是因笙上用银字标出音高而得名,省称“银字”。宋代说话人讲“小说”连说带唱,唱时用银字笙伴奏,“小说”因此又名“银字儿”。(按:宋元的“说话”如同今天的说评书,而“小说”则是“说话四家”中的一家)
将“银字”冠于书名,便是强调《水浒传》的市井说话出身,全书围绕着市井环境讨论水浒故事。人们的衣食住行、银钱经济,仍是讨论的重心。梁山好汉所有的重大活动,全都跟食货经济有关。与其说他们是反抗强权,毋宁说是底层百姓苟全性命于乱世,抱团取暖、挣扎求存。在“好汉餐桌牛肉多”“山寨群雄吃粮靠抢”等篇中,对此都做了分析。
我以往的一些“研究成果”,也被写入书中。如在辑三“银钱纸钞证流年”中,我指出小说人物所用的货币,包括贬了值的纸钞;并由此导出《水浒传》的核心内容大致写于明代宣德年间的结论。
此外,梁山水泊啸聚的斗争模式,应是对南宋洞庭湖钟杨起义的借鉴;“水浒”故事的早期主题是“抗金”;公孙胜、林冲都是《水浒》晚起人物,这些内容事关小说成书之谜,也都有专辑介绍。书中还有“牧童拾得旧刀枪”一辑,讨论小说的战争描写,涉及腰刀、锁子甲、拐子马等内容,年轻读者可能更感兴趣。
中国人以“四”为全,什么四天王、四金刚、四公子、四美女……书出到四册,似可作一小结,讨论对象涵括《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儒林外史》《醒世姻缘传》《歧路灯》等名著,大致构成一个系列,可称“经典重读”或“另眼看名著”。我的写作初衷,是试着开辟新的阅读视角,并尝试以小品式的轻松,消解学术讨论的枯燥与沉重。至于成功与否,还要请读者诸君予以鉴定、指教。
四册小书的写作、出版,得到时任聚珍文化老总、现任华文出版社总编辑余佐赞先生的支持和鼓励,胡正娟女士、于欣女士为这四册书的出版做了大量工作。尤其是胡正娟女士,在疫情最紧张的关头,仍忘我工作,使这本《银字水浒传》能及早问世,令我由衷感激!
此外,王维澄先生为本书提供了王叔晖先生所绘“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插图,并帮忙联系人民美术出版社的何玉麟主任,获得刘继卣先生“武松打虎”的插图,为本书增色不少,谢谢他们的无私帮助!
翠庵品茶的桥段。第三册是墨和砚池,这册恰是讨论读书人的笔耕生涯。第四册原打算用笙,又怕多数读者不解其意,于是换成扇子和拍板,让人容易联想到说书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