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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说：中国两千年前就有《国富论》!
(2019-08-02 12:4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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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富论梁启超司马迁货殖列传 |
分类： 文化•历史 |
【按】《国富论》是18世纪英国学者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经典著作，把商品经济那点事（从劳动分工，到货币理论、价值理论、国际贸易等）说了个“底儿掉”。梁启超读了不服气，说这些道理，我们中国两千年前就懂了！——今天咱们就说说这事儿。
相传尧、舜时代民风醇厚，部族首领的更迭采用“禅让”制，即传贤不传子。——主张“人性本善”的孟子对此深信不疑，格外称赏。
儒家的另一位大师荀子持“性恶”论，他的学生韩非对尧舜禅让有着别样理解。他在《五蠹》篇中分析说：尧统治天下时，自己住在茅草屋里，顿顿吃粗粮，喝野菜汤；冬天披兽皮，夏天穿粗葛，生活的质量还赶不上今天一个看大门的！禹也如是，亲自拿着挖河工具走在众人前头，累得大腿没肉，小腿没毛，现在的奴仆也没这么苦！
韩非由此得出结论：古代“圣君”哪里有什么“高风亮节”，他们让出天子的位子，不过像是看大门的让出那份可怜的口粮、奴隶摆脱了苦役罢了，是巴不得的事！看看今天，一个小小县官积攒的财货，也足够子孙三代车马出入、吃香喝辣的。所以说，让古天子让出“宝座”不难，让今天的县官辞掉官位却不易！
无论事实如何，韩非能从经济角度解释古史，却也别开生面。的确，重视经济是法家学说的重要内容，法家祖师爷商鞅就极重经济。不过他振兴经济的方式，是动用国家的力量，靠铁腕来推行。
国家要富强，首先得有足够的粮食。于是商鞅强力推行重农抑商的国策，驱赶百姓开荒种地，大搞人海战术。例如他下令不准农民买粮食，逼着农民自食其力，努力耕种。又不准商人卖粮食，商人断绝了生计，也只好弃商务农。商鞅还对贵族课以重税，让他们无力供养大批食客，食客们断了口粮，也只好加入农民的行列。新政还不准大户人家多雇奴仆及大兴土木，这样一来，城镇的闲散劳力以及工匠丢了饭碗，也只好下乡种田。新政还禁止卖唱的及杂耍艺人下乡，以防农民嬉戏游乐、精神涣散，不能专心种田。商鞅还下令取缔旅店，让四处游走谋食的人无处栖身，连同旅店的老板伙计，也都一并上山下乡……
以上措施见于《商君书》，不见得条条都施行。例如旅店就未全部取缔，只是由官府严格监控。后来秦国政局变动，商鞅失势，只身出逃，旅店竟不接纳，说商君有令，“舍人无验者坐之”（店主如果收留没有身份证明的客人，要一体论罪）。——商鞅作法自毙，自己尝了苦果。
《史记·商君列传》记录了商鞅改革的大致历程。不过司马迁对商鞅没啥好感，认为他刻薄寡恩，过于功利，不值得同情。——“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司马迁的最高追求，他对经济规律自有系统而成熟的看法，瞧不上商鞅那套倚仗强权、牺牲百姓的作法。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全面阐释了自己的经济学理论。
他说：从古到今，谁不喜欢听歌看舞、品尝美味、身心安逸、夸耀荣华？当权者的最佳选择，便是顺应百姓的欲求，因势利导——最糟的选择则是与民争利。文中提到两句格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司马迁认为这没啥不好；说是君王、列侯、君子拥有千辆战车、万户食邑、百家封地，犹自嫌少；平头百姓争一点蝇头小利，难道有什么不应该吗？
文章还说：农工商虞的活动，根本不需要官府发号施令，人们自会各展其能、各竭其力。物价低了，就会把货物往物价高处运；物价高了，又会从物价低处进货来补充。这跟水往低处流的道理是一样的，一切自有“道”管着呢—— “市场经济规律”这只“无影手”，早就被司马迁抓住了！
《货殖列传》还不厌其详地举例，赞扬那些致力于经济发展的贤相循吏、商贾能人，并力挺“素封”之人。何谓“素封”？古代贵族拥有天子赏赐的封邑，因称“封君”。而平民中一些靠勤劳智慧致富者，财富积累达到百万，吃穿用度比“封君”还要阔绰些，民间称之为“素封”——这称呼本身，已带有挑战等级制的意蕴！
司马迁还引用管子的两句名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并进一步发挥说：君子富有才能施行仁德，小人富足才能发挥能力。
后世腐儒批评《史记》，罪状之一就是“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叙说经济则崇尚富贵而羞于贫贱）；近代学者却不这么看。梁启超就高度评价《货殖列传》，说是“西人”（指欧美等国）因讲求“富国学”而富庶强大；其实我们中国早就有《管子·轻重篇》《史记·货殖列传》这样的经济学论著，所讲道理跟“西士所论”没啥两样。如能发挥并实践，中国的“商务”（经济）转衰为盛，应不成问题。（《<</span>史记·货殖列传>今义》）
四十年改革开放，取得了古人无法想象的巨大经济成就。这又是总结历史经验、回归科学理性的必然结果——太史公、梁先生地下有知，也当含笑颔首了。
（本博客文章均为首创，如有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插图来自网上，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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