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您认为目前教材中传统文化的内容对于孩子们来说是否足够？

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现行教材中的传统文化内容稳定在全部篇幅的三分之一左右，我认为是可以接受的。不过中、小学应有所不同，要适应不同年龄段孩子的学习特点、接受能力。低幼年级的可以少一些，高年级则尚有调高空间，甚至可以达到40%——据我所知，港台的现行教材，大致也是这个比例。

在长达12年的中小学阶段，语文课独占2500课时。若仅仅用来学习“以我手写我口”的“白话文”，显然是浪费。

人们不应忽视孩子大脑所蕴藏的巨大学习潜能。教育科学所要研究的，应是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实施何种内容的教育，更符合孩子的心理、生理特点。有个办私塾的朋友说，孩子学作古体诗，以小学五六年级启蒙为宜；到了初中，入门就难了。这是通过实践摸索得出的经验之谈，是符合教育规律的。

小学低年级孩子记忆力正佳，让他们多背诵些古诗词及浅显易解的先贤语录，不以文字书写及深度理解为考核目的，我认为是可行的。

2. 在您的受教育历程中，您觉得最美的课文有哪些、美在哪里、有何印象？

答：我是与共和国一同成长的一代，五六十年代读中小学，那时提倡“革命化”，语文课本里的传统文化内容不多。我努力回忆，也只记得“白日依山尽”及《岳阳楼记》等几篇，实在想不起有什么格外感兴趣的课文。

倒是比我大几岁的表姐，当时在北京景山学校读书，校长是教育家敢峰，他们的语文教材是自编的。我还记得是用很粗糙的黑纸印成（困难时期嘛），但选文别具一格，如朱自清的散文选了《松堂游记》和《加尔东尼市场》。古诗文也选得很多，记得最清楚的是某册中选了孔尚任《桃花扇》的《哀江南》套曲和郑板桥的《道情十首》。那册语文书成了我手不释卷的课外读本。有些篇目反复披读，几能成诵。记得她还背诵过《滕王阁序》，用的是油印的补充教材。——好的诗文自有强大的吸引力、感染力。这对教材编纂者的眼光、水平和情操，都有极高的要求。

3. “民族文化基因”要靠哪些方式、渠道来传承？

答：说到民族文化基因的传承，学校有着当仁不让的义务；而语文课以其明确的工具性，更有不容推卸的责任：一是要启发孩子对民族文化的兴趣，二是要把借以自修的工具——文言文阅读能力传授给学生。

前两年有某高校教授公然提出要“进一步减少（中小学教材中）古代文学和文言的内容，直至最后把文言文全部剔除出必学内容，放在选学内容中”。这一观点我认为极不妥当！中华文明是举世公认的人类文明成果，在日本，《论语》被编入中小学课本，成为必修内容。而我们这位学者却认为“古文是死文字，没有全民皆学的必要”，不但观念是错误的，而且荒谬异常！

民族文化基因的传承渠道尚有家风的培养传递，各级领导的自我束修、言传身教，媒体的宣讲传播，等等。此外，是否可以借鉴英语、钢琴考级的形式，开展古诗词、经典的背诵（及理解）分级考试，相信将会大大提高孩子学习传统文化的积极性。

4. 您如何看民国教材的走红，民国教材与我们当下的教材有哪些异同？

    答：近年确实存在着“民国教材热”。——其实“民国教材”也经历了几番尝试革新，编写体例并不一致。

例如“五四”前的民国小学教材仍用文言，其中既有古诗文选篇，也有以文言体介绍的新知识，甚至包括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原理和海伦·凯勒的自强事迹等。

“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教材形式为之一变。但仍有一定规律性。例如小学教材多以白话文为主。中学教材文言文渐多。我见过三十年代的一本高中“国文”课本，一册书全部是古文，先秦散文占了大半。不要说学生，就是程度稍差的教师，恐怕也难以把握。

    近年走红的“民国教材”，多指由叶圣陶等大教育家编写的课本。这些课本之所以受欢迎，应与其中的教育理念和人文精神更贴近孩子的生活实际、更具人情味有关。——不过也有内容过浅、门槛过低的不足；对中国几千年书塾教育所积累的有益经验基本排斥，对孩子学习潜能的开发，似乎注意不够。

5. 目前倡导读经的私塾越来越多，对这种教育模式怎么看？

    答：私塾读经颇受家长、学生欢迎，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学校语文教育的不满，以及对传统文化的主动靠拢。

读经班对教师的要求很高。我了解的一两个读经班，教师有着极高的国学修养，带领学生读经、做诗，孩子的素质得到很大提升。然而有些读经班仅仅是跟风牟利，教师素质堪忧。建议家长要替孩子把好关。此外，我以为私塾读经只宜作为学校教育的补充，不应提倡辍学读经。

6. 您认为我们目前教材中哪些课文可以删、哪些方面还需要增加，衡量的标准如何。

     答：这是个大问题，很难三言两语讲清。总的说来，选文应以古今经典为主，少选“时文”（即一时跟风之文）。传统文化内容应占一定比重，但也并非多多益善。主要目的则是让孩子们通过学习认同我们的文明之根，热爱我们的民族文化——她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核是与世界文明息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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