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坛品酒”余味长

（后 记）

          　编 者

    2008年过去了。这是多么不平常的一年！在这一年中，《咬文嚼字》的重头戏是：登坛品酒。从于丹到阎崇年，一连12份“品酒报告”，引起了全国媒体的热情关注，连新华社也多次发布消息。这次“品酒”活动，既为《百家讲坛》吸引了更多的目光，又宣传了《咬文嚼字》的办刊宗旨，达到了双赢的目的。

（一）

    “品酒”活动能够成功进行，和《百家讲坛》的坛主们的积极支持是分不开的。

    早在2007年7月，根据广大读者的提议，《咬文嚼字》锁定了12位坛主，作为2008年《众矢之的》的目标。在我们分别向各位坛主下了“战书”之后，立即得到了理解和响应。

    纪连海先生首先表态。如同他的演讲一样，纪先生快人快语，干净利索，一口答应愿意作为靶子。他说，凡是自己公开发表的演讲，公开出版的图书，全都可以提交读者审查。在读到本刊发表的批评文章后，纪先生更是主动提出，把批评文章转载到他的博客上面，一点也不讳疾忌医。

    刘心武先生的态度同样值得称道。他不但同意“红楼”揭秘的第一、二部作为咬嚼对象，还希望把即将出版的第三部一并列入，以被“咬嚼”为幸事。对于读者提出的批评，他诚恳地表示感谢，公开对媒体承认：“我确实对某些文史知识的了解不够深入。”承诺书籍再版时，一定改正书中的错误。

    在12位坛主中，于丹、易中天人气正旺，在全国穿梭奔波，日程排得很紧，但他们还是设法和本刊取得了联系。特别是易中天先生，在和本刊通电话时，一口气说了三个“绝对”：“这件事情很好，你们尽管挑问题，我绝对绝对绝对信任你们。”2008年的合订本，由易中天先生撰写序言，他给文章拟了一个标题：“该认错时就认错”，再一次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主讲鲁迅的孔庆东先生，有“北大才子”之称，他思想犀利，文字幽默，才气横溢。当他得知自己也是“目标”之一时，特意给本刊发来封信，十分严肃地表示：“不论何种原因造成的文字错误和知识错误，作者都有责任，也都应该虚心听取哪怕是非常刺耳的意见。”

    孔庆东先生在来信中有一段话，专门评价了这次“品酒”活动，这也许可以代表各位坛主的心声。他说：“你们这次挑错行动，首先态度是严肃的，自己端得正，道理才能讲得直。其次又是友善的，不是为了贬人扬己、哗众取宠，而是平等质疑，就事论事，这是我们语文界非常值得倡导的一种批评姿态。”

（二）

    登坛品酒，既不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也不是小题大做，自我炒作，其文化意义是不容否定的。

    如果把各位坛主的演讲及根据演讲出版的图书比喻为酒的话，那么，这次“品酒”活动首先是去除了酒的杂质，提高了酒的纯度。活动开始之前，本刊便宣布，我们的目的不是拆台而是补天。事实证明我们正是这样做的。一年以来，刊物共披露了约一百条差错。这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错误知识的扩散，图书重版时及时更正错误，更是直接提高了文化产品的质量。

    而且，抓住这些差错，传播正确的语文知识，无疑是在全国范围里，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语文课。比如，本刊曾先后载文，指出纪连海先生、隋丽娟女士都曾在演讲中把“委蛇”的“蛇”（ｙí）误读成了“ｓｈé”，媒体配合本刊开展宣传，说是“一条‘蛇’绊倒两位大家”。这个成语的读法立即引起了广大读者特别是主持人的注意，误读因此而大大减少，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果。

    刊物指出的虽只是个别的差错，实际上是在提倡一种严谨的学风。比如，于丹教授多次讲到《论语》有两万多字，其实她只是一种感觉，并没有实际统计过。本刊读者下了一番笨功夫，从《学而》到《尧曰》，二十篇文字逐篇逐字地数，证实于丹教授所依据的版本，只有15918字，离两万字还远着呢。这种批评当然谈不上有多少学术含量，但它有助于研究者端正学术态度。

    同样，纪连海先生在谈到《四库全书》的编纂时间时，说是1772年开编，1881年编定，1884年抄录完成。前后经历了一百多年。这三个时间一个也不对。1860年英法联军烧毁圆明园，《四库全书》因此而大量散佚，怎么可能到1881年才编定呢？正确的说法应是：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馆纂修，经十年完成，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缮写完毕，共历时十五年。本刊的纠错文章，既向读者讲解了正确的文化知识，又给了纪先生善意的提醒。纪先生后来诚恳地说：“这是我的粗心所致，在讲课中口误多说了一百年。”

    除了上面所说，“品酒”活动还有利于活跃学术空气。比如，本刊共指出王立群先生八条差错，其中有两条王先生提出了反批评。一条是本刊认为汉代实际上已有指南针，王先生认为，那种名为“司南”的仪器，无论是制作材料还是工艺水平，都和指南针不是一回事。另一条是本刊认为貂蝉只是一个传说中的美女，并非实有其人，王先生不该把传说认定为史实；王先生则引清梁章钜的《归田琐记》为自己辩解：“虽其名不见正史，而其事未必全虚。”坚持自己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这其实是两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本刊十分赞赏王先生的态度。我们相信，只有通过这样的批评和反批评，才能推动学术文化的健康发展。

（三）

    “品酒”活动已降下帷幕，但从中引出的教训，却是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的。这里，本刊想提出四点建议：

    第一点是给坛主说的，扩而大之，是给所有作者说的。作为文化产品的生产者，你们应该有接受批评的欲望，要千方百计地寻找批评，闻过则喜，而不是充耳不闻，依然故我。这里可以举个例子。紫禁城出版社出有《清朝皇帝列传》一书，阎崇年先生在书中写道：“‘高阳酒徒’汉高祖刘邦和‘凤阳乞僧’明太祖朱元璋等，他们之所以成龙，绝不是其父母培养教育出来的。”把刘邦当成“高阳酒徒”，显然是张冠李戴，为此，本刊早在2003年便载文批评。想不到的是，在此后出版的《正说清朝十二帝》一书中，阎先生几乎又原封不动地用上了这段文字：“‘高阳酒徒’汉高祖刘邦和‘凤阳贫僧’明太祖朱元璋等能够成龙，绝不是父母培养教育出来的。”我们见到的2007年3月第21次印刷的书中，依然一字未改。对外界的批评如此隔膜，让人有点吃惊。

    第二点是说给电视台听的，电视台不仅要重视观众口味，还要重视文字把关。毫无疑问，电视是强势媒体，但文字运用却并非它的强项，甚至缺乏应有的责任意识。从“品酒”活动披露的差错来看，不少差错是字幕制作造成的。主讲人讲的是“索隐派”，到了荧屏上成了“索引派”，红学研究历史上哪有“索引派”呢？主讲人讲的是“都察院”，到了荧屏上又成了“督察院”，殊不知明代的“都察院”，是都御史和监察御史合二为一的称呼。至于“不耻”误为“不齿”，“必须”误为“必需”，更是屡见不鲜。这些差错居高不下，便和电视台没有严格的审校制度有关。

    第三点是说给出版社听的，为了适应市场竞争，出书节奏尽可加快，但三审制不能形同虚设。于丹教授的《〈庄子〉心得》，开篇第一个标题是“庄子何其人”，这是明显不通的句子。作者可能已习焉不察，我们撇开不谈；电视台没有专人审读，出错自然难免；出版社是怎么审稿的呢？一般的人凭语感，都能发觉这是一个病句，出版社编辑都是审读专家，而且要经过三审，怎么能让这样的句子漏网呢？这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竖的是三审的大旗，其实却是一座空城，没有真正布防。

    最后一点是说给编辑听的，各位有加工的责任和权力，但千万不要滥施刀斧，闹出佛头着粪的笑话。这次“品酒”活动，不断听到坛主喊冤，他们声辩自己的原稿未错，是编辑加工时误改的。比如，本刊批评王立群先生的文章刊出后，王先生接受媒体采访，报纸上出现了这样的标题：“《咬文嚼字》八咬王立群，王立群‘咬’出版社”。王先生认为有些账不能算到他的头上。比如讲汉武帝“烧香拜佛”，这显然不合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王先生说他没说过这话，是编辑为了适应读者阅读加进去的。这类声辩一再出现，值得各位同仁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