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第四次在外乡过年了。

记得第一次是16岁那年,毛泽东要我们去修铁路,我们去了。铁路上的叔叔伯伯要我们在工地上过年,我们过了。记得当时许多同学哭了,我没哭,但有点心酸。

第二次是1987年,我借调到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剧组工作,当除夕一顿辉煌后,大年初一才和老乡张也坐火车回家,列车上好象只有我们两个人。

第三次是应从当时零陵地委书记秦光荣 (现任云南省长)的邀请,去零陵灾区过年,拍摄一部灾区过年的纪录片。记得印象最深的是除夕夜，摄制组的同事们轮流到屋外朝着长沙方向猛哭,大年初一,又争着向我讨红包。

这第四次是为了了却我一个好多年的心愿,陪老母亲去香港。

老母亲是一名小学教师,早想到祖国的香港走一走,这己是好多年前的策划了。我下这个决心时,的确没有认真体会此行的意义,但看到今年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美丽的刘一帧小姐献上的那首孝敬父母的歌后,似乎感受到了自己此行多少还是有点伟大。

今年在外乡过年似乎又感受到了更多，也许是深圳和香港的过年气氛淡了点,能减弱自己对过年的期盼,我开始觉得,春节也是可以忽略的。据报道,我国首批计划生育的对象已面临过年“空巢”的威胁,估计这也会离我们不远。

所以,从现在开始,我觉得对春节应该有个时尚的认识，让过年远一点,这也许对我们这一代人更有利。大年三十夜,老友谭盾从纽约来电拜年,当我问及他除夕怎么过时,他只吱吱唔唔说吃了一个火锅,这也许是透露了他对春节的无奈。

看来,在外乡过年是否幸福,这答案都保存在各人的心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