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一个开书店的梦想，有一天，他把中文招牌挂到巴黎的街上。坐镇西方文化中心，一点点耕耘，一次次开拓，30年来，这个巴黎的书生，以一己之力，在法国开创了方块字的绿洲。”这是“中华之光”授予潘立辉先生的颁奖词。

不久前，中国文化部、国务院新闻办、国务院侨办、国家广电总局、中央电视台联合举办的“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评选”活动，潘立辉先生和莫言、白先勇、姚明、朗朗等10位人士，获得首届“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大奖。

潘立辉先生是巴黎友丰书店的社长，曾被法国文化部授予“文学艺术骑士”勋章，曾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

本报记者在巴黎对潘立辉先生进行了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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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全世界只有一个，不仅因为在美丽的塞纳河两岸，矗立着的座座美轮美奂的古典建筑，还有在这个大背景下呈现的无比丰富，却差异甚大的民族文化，巴黎像是被一个高明的美学大师巧妙混搭的大都市。３０多年来，潘立辉先生日复一日在这里层层涂抹着中国文化的颜色，安静沉默却毫不懈怠。

拜访潘先生是一个清冷的冬日早晨。

我住在圣日耳曼大街的一间小小公寓，离潘先生的书店——王子街４５号友丰书店只有步行十分钟的路程。天下着小雨，街上冷冷清清，几乎看不到行人。王子街上每隔几步就有一个书店，橱窗里最醒目的就是莫言的书。刚获诺奖的他是2012年的文学热点。莫言的名字（字体粗大的汉语拼音）和莫言的脸，让巴黎的这个文化之街充满着中国味道。

远远就看到了“友丰书店”的名字。

潘先生从一排书架的前面抬起头来，朝我微笑。

这是巴黎所有爱读书的华人都知道的书店。

“生意不好。”潘先生朝我摇摇头，“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他们花钱变得谨慎。前天有位女士带着她的孩子来，孩子要买一本书，妈妈嫌贵，迟疑了半天还是没买。”

“中国人呢？”潘先生的书店里既有法文版的各类中国书，也有中文版的。

“也少了。现在的学生跟以前的不太一样，不怎么读书了。以前从国内来的留学生，会省吃俭用买书。对书如饥似渴。临回国，还来买一大包。”

潘先生的口气淡淡的，手指轻轻抚过书柜上摆放的法文版的《易经》、《史记》、《论语》、《黄帝内经》……“都是我自己出版的。”他说。

潘立辉先生６２岁，面容清癯，和满屋的书香有着奇特的和谐。潘先生的风度中，有着少见的沉静，初见觉得冷，渐渐地，他的思想如岩浆涌出，滚烫灼人。

“做书店很难，要想赚钱，不要选这行”，他这么说。然而，他在这行坚持了3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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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先生的普通话带着中国南方口音。他说，他的爷爷是中国潮州人，因为大旱灾，去了柬埔寨。在柬埔寨爷爷创下了偌大的基业。潘立辉从小就生在富裕之家。他所受的家教十分严格，尤其是为人处世，父母按照一个华人方正人家的传统方式给孩子施加影响。很年轻时，潘立辉来到巴黎索邦大学研修佛学，一个法国女孩的求教却让他羞愧，从此确定了人生的方向。

“她想和我探讨唐诗，讨论李白。”

对古诗少有研究，却对华人身份深深认同的潘立辉受到了强烈的刺激，他不能接受自己作为华人，对母体文化的了解还不及异域人士。从此，钻研国学占据了他全部生活。在那些方块字中，年轻的潘立辉找到了骄傲和自豪。潘先生对中华文化的热爱，是理解后的热爱，因此诚恳而久长。他多么希望能有更多的同胞分享他遭遇中华文化后获得的喜悦。

1976年，友丰书店开张。花很大价钱从国内运来书，在文化之都巴黎却暂时没有多少知音，一天不到200法郎的营业额，亏损严重。“幸亏家里有钱，就拿家里给的钱支撑着。”潘先生有着中国富家子弟特有的对金钱的洒脱，这种洒脱劲儿，这时变成了对他钟爱的文化传播的不计成本的投入。为了能让小小的书铺坚持下去，潘还在旁边开了家杂货店，让杂货店的收入弥补书店的亏空。

那家杂货店还在，离书店只有数步之遥。潘先生笑呵呵地带我去参观。雨停了。王子街如洗过一般，发出清洁的光亮。两旁的店主不时朝他招呼。潘先生一一报以谦和的微笑。

友丰书店惨淡经营了数年，书店迎来了一位法国人：“他问我为什么没有介绍中国体操的法文书。他说，他知道那种体操对身体很有好处。”

潘立辉一下意识到中华文化不仅只属于华人，应该让更多的法国人了解与喜爱。他决定再开一家友丰出版社，选择书籍翻译给法国人。渐渐，友丰书店的名声响起来了，它的顾客由全是华人，变为华人与法国人各占一半。到了今天，友丰书店已经是整个欧洲出版销售中国书刊规模最大、品种最全、影响最大的书店，不仅被许多海外华人视为精神的绿洲，而且成为许多热爱中国文化的外国人的寻宝地。他的书店，从汉语教材、中医中药、旅游、菜谱都有，而最多的，是大量文化经典，经、史、子、集的法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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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对于这家如此成功的书店，危机都一直伴随。“现在小孩不像我们年轻时候那么爱看书了。”“大家都上网了，谁看书呢？”那该怎么办呢？

潘先生的做法还是如三十年来走过的那样，用淡定的心，坚持。每天踱到店里，是他的生活方式，遇见相投的顾客，到了饭点，就手一挥，“跟我吃个饭吧”，根本忘了这是不知姓名的陌生人，也许从此根本无缘相见。

潘先生是个性情中人。甚至他的书店，也流露着他的真性情。因为喜欢金庸，他组织一批高手，其中大部分是法国专家，翻译出版了金庸全集，和诸子经典一起，摆放在书店显目处，并不觉得有丝毫不妥。

他对每一个来到店里的顾客都是认真的。在我们谈话的过程中，只要有顾客进来，他就会中断，他会走过去，和他们招呼。他愿意和每一个人交谈，让顾客更多一分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我在友丰书店的几个小时里，潘先生接待了很多客人，让我惊讶的是，大多都像是他的老朋友。他说，他们都是特别对中国感兴趣的人。他们总想从这里得到对中国更深入介绍的东西。我跟他们是朋友。我应该知道他们想了解中国什么。只要他们想了解中国，就是我的朋友。

事实上，他是可以不去招呼顾客的，他的书店里有热情并且精通中文的店员。她是一位美丽的法国女子，在中国待过好多年。

“我到南京拍过电影，不过，是个小角色。”她笑起来。她的普通话比我还好。说起中国，她是如数家珍。我们聊天的时候，潘先生一直在一旁微笑。“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法国人像她这么厉害了。”潘先生笑着说。

很多来过巴黎的学者，都会记得潘立辉。不只是因为他的中国书店，更多的还是他的为人，他身上的那种中国人特有的书卷气，他的一颗比中国人还更热烈的心。他不只是用书的形式传播着中国的文化，他还用自己的言行的点滴，传递着。在他的身上，年轻时的洒脱，被岁月酿成了今日的自然从容。传统中国知识阶层的理想是“儒释道”合一，也即济生、度人、超然，潘先生就散发着这样的气息。所以，我真的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由潘先生和他的书店，看到中国文化的这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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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约了另一位朋友在友丰书店相见。第一次知道友丰书店就是她告诉我的。她在十年之后还记得第一次进友丰书店的情形。

“我刚到法国不久，找了份兼职汉语教师的工作，到友丰买教材，潘先生看我买的全是教材，给我打了很大的折扣，他说我在教中文，要支持。”这位朋友，现在也在巴黎办了一家名为CLEF D'OREE的出版社，同样向法国人介绍中国的文化。显然，她是受了潘先生的影响。

从友丰书店出来，潘先生站在门口一脸温暖的笑，朝我们挥手告别。

我和朋友漫步来到不远处的“双叟咖啡”。这是巴黎左岸最著名的咖啡店了。很小，人满满的，却不喧闹。据说王尔德、萨特、波伏瓦、杜拉斯曾是这里的常客。

朋友满怀激情地跟我谈她的出版计划。

“在法国生活的时间越长，越觉得我们中国文化的好，越想把中国文化介绍给他们。”

“希望有一天，在巴黎，在欧洲，会再次吹起中国风，他们说起中国的孔子、李白、曹雪芹，就像我们说起他们的伏尔泰、雨果和左拉。”（本报记者申赋渔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