胖子来南京，约了几个朋友在解放路一家咖啡馆见面。胖子说想拍部小电影。其他条件都有了，就缺男主角和钱。钱50万就够。大家说，胖子，没钱你扯什么呢。胖子说，钱的事再说，最关键的是男主角。这个人要举止放荡，内心真诚。读过书，在生活中不甘堕落又不停地堕落……老郎道：“不就是我么。”大家一起笑。我说：“老郎，你要演的话，就从十多年前，我们坐在城墙上发呆的场景拍起吧。”老郎连连点头：“好！好！从哪里拍都成。”

那时我们两人，一个失恋，一个失业，在城南的小巷子里瞎逛。看到一个租小人书的铺子，就各租了一本，坐在高墙的阴影里看。两个快三十的人，表情凝重地坐在一条窄小细长的小巷深处看小人书，显得十分怪异。

看完了小人书，又转，像没头的苍蝇。正是农历七月半，鬼过年。不时有人在小巷里烧纸钱，到处是明灭的余烬。不时有纸灰跟着我们，在头上飞。一条呲着牙的狗，远远跟着，也不叫。让人心慌。

我们改道去了中华门城堡，爬到东边一段已经颓圮的城墙上，望着秦淮河发呆。当时这段城墙还没修，到处长着灌木、杂草，十分荒凉。

我原先跟老郎不熟。他是我过去的同事胖子的朋友，也在电视台当记者。喊他老郎，其实他年龄都没我们大。他是女作家萧红的老乡，高中毕业后，在呼兰小城拖了两年板车，唱了一年二人转，又复读一年才考上大学。在班上当然年龄最大了，同学们让他当班长，并且尊称他为老郎。工作后，这称呼就带了过来。

有一天，胖子一脸疲倦地跟我说：“我昨天被老郎喊去喝了半夜的酒。”我问：“他有什么事？”“他半夜醒了，推开窗户一看，说‘如此月色，正好饮酒’，给我打电话。我就过来陪他喝到天亮。”我哈哈大笑。胖子说，明天晚上喝酒，你来。我说好，我来。

晚上的聚会在郑和公园边上的一家排档。我跟老郎坐在一起，酒喝到最后，老郎把脸凑近我，跟我咬耳朵，声音却奇大，舌头有点打结：“你看，我这脸，是不是有点努尔哈赤的意思？”“有有有。”我点头。他又说：“北京的“郎家园”你听说过么？”“没有。”“没有？当年那是我祖上的菜园子！”

 

 

出了酒店，外面漫天飞雪。老郎挥挥手，说明天见。骑车跟胖子走了。过了好些天，我才听说，那天老郎跟胖子分手后，倒在半路睡着了。被路人喊醒，就扛着自行车回家。他把自行车放在床上，盖上被子，自己躺在沙发上睡了一宿。他把自行车当成胖子了。

我跟老郎混熟后不久，就离开了电视台。后来听说他失恋了。遇到老郎的这天，我们已有四五个月没见了。我天天夹了个人造革的包，四处找工作。当时老郎在电视台旁的路口等红绿灯。我喊他。我说，忙吧。他说，不忙。走走？好，走走。于是一个失恋的人和一个失业的人，爬到城墙顶上坐着。

老郎的失恋在电视台曾引起很大的轰动。他的女朋友是他的大学同学。他随女友来到南京。那时老郎意气风发，头发梳得整齐，衬衫毕挺，背只时尚的大包，每到周末就去女友家吃饭。我在建邺路上遇见他一次。老郎骑着自行车，女友坐在后面，双手搂着他的腰。我喊：“老郎！”他朝我挥挥手，风一般过去。梧桐树叶的碎影里，他女友的面庞一闪而过。一张简单平凡却十分幸福的脸。

女友跟他分手，是在电话里跟他说的。老郎正在编当晚的新闻，女友把电话打到编辑间。两人在电话里没说几句，“嘭”的一声，老郎倒在地上。话筒挂在线上直晃。胖子等人赶过来，捏人中，掐脚后跟，好不容易才把他弄醒。弄醒了，还起不来。赶紧送医院。

我跟老郎坐在城墙顶上，既没有谈他的女友，也没有说我的工作。我们谈文学。老郎说准备写一部长篇，小说的名字起好了，叫《小金手》。小金手是他在呼兰城拖板车时的女房东。我们没人提晚饭的事，一直谈论着他那部至今没有动笔的小说。月亮升起来，冷冷地挂在对岸雨花台的上空。老郎随口赋诗一句：“月亮如锋利的刀片/割破我的歌喉。”

我们从咖啡馆出来的时候，头顶又是一弯残月。各自的任务都已分好。我编剧，穆子导演，小丁摄像，老郎主演，胖子当制片人。老郎说，50万哪够？至少200万。这个你们不要烦，我来弄。我有个朋友，手上有一个多亿，一直要搞文化传播。

一晃一年过去，其中也见过老郎几次，有时得意，有时落魄。问他电影投资的事，他说，艺术是一生的追求。后来两次，我们就只喝酒谈新闻，主要谈国际形势。

老郎又好久没见了。（申赋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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