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问道，既然人类不免一代又一代地死亡，我们还期望些什么呢？我回答：广阔的前途展开在我们面前，但由于前途光明灿烂，我们却看不到最终的目标了。人类要回到作为‘我们的归宿’的上帝那儿去，有两条道路：个人通过死亡的道路回去，人类通过完成进化的道路回去。到那个时候，目前还未显示出来的上帝的秘密也将完全被揭露。让我们用眼泪送走黑暗的过去，转身面向灿烂的未来，遮住眼帘，向前猛进吧。人类漫长的、令人厌倦的冬天已经结束，夏天已经到来。人类已经脱颖而出，天堂就在面前了。”

爱德华·贝拉米诞生于1850年——几乎恰恰正当十九世纪的中叶，对于这个世纪的最后几年，他注定要产生十分显著的影响。他的家一直在故乡马萨诸塞州的契柯皮瀑布村庄，而契柯皮城是以斯普临菲耳德为中心的市镇之一。他住在教会街的那幢房屋，长期以来是他父亲——当地一位受人爱戴的浸礼教会牧师——的住宅。他的先辈是牧师，这也许对他基本上的宗教本性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他的外祖父本杰明·普特南牧师是斯普临菲耳德早期牧师之一；而在他父祖辈中，则有康内提克特州伯利恒地方的约瑟夫·贝拉米博士。约瑟夫·贝拉米博士是革命时期一位著名的神学家，是乔纳森·爱德华兹的朋友和阿隆·伯尔的教师。然而他在成年以后，却摆脱了一切教派的束缚，但这种祖传的特点，却使他的社会观带有强烈反唯物论的唯心特色；一种伦理的目标主宰了他的思想。他认为单纯的物质繁荣不值得作为一种社会理想去奋斗。但他却认为物质福利的平等，是实现人类真正精神上的发展的必要条件。

年轻的贝拉米进了斯克内克塔迪地方的协和学院，但未毕业。留德一年后，学习法律，取得律师资格，但从未执业。文学事业对他具有更强烈的吸引力，而新闻事业似乎是从事文学工作更方便的门径。他最初从事新闻工作是在《纽约晚报》担任编辑，后又转到斯普临菲耳德的《协和报》。除了漫游欧洲外，曾取道巴拿马运河前往夏威夷旅行，归途横过大陆，使他在地理方面对世界的阅历扩大了眼界。

值得一提的是，当他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时，他在当地中学所作的第一次公开演讲，就是专门发表社会改革的见解的，这预示着他后来的工作。当《回顾》一书问世后，当年轰动一时，有家报纸便指责贝拉米先生“沽名钓誉”。对于了解作者那种稳重克己、几乎是羞怯的性格的人们来说，再没有比这种指责更为荒谬的了。对于利用惊人的文学成就所带来的巨大号召力去发财致富的一切机会，他都不屑一顾。曾经有人邀请他作公开演讲，可以使他顿时发财；曾经有杂志编辑请他撰写文章或小说，表示对他提出的任何条件都可以接受；曾经有出版家劝诱他再写一本新著或乘此机会将他的短篇小说编辑出版，保证能够畅销——对所有这些，他都极其冷淡。在他准备就绪、着手第二部著作以前的一切公共活动，仅限于作两三次公开演讲，在杂志上发表几篇文章，有一个时期编辑他在波士顿创办的《新民族》周刊。对于一切世俗的动机，他都无动于衷，好像他就是一个世纪以后的他那个新社会制度下的人民一样。通过他的作品，他结识了许多私人朋友，他们都认为他有可爱的性格；事实上，与他相识就会对他产生喜爱。他具有强烈的同情心。他的谈吐敏捷风趣，能对别人的暗示应答如流，并且因为亲切幽默，有时还很俏皮，显得生气勃勃。他厌恶辩论，认为无益的讨论浪费精力，曾经戏谑地说，倘若有改革家住在他附近，他一定迁居。

《回顾》一书的主要特点，使它与一般《乌托邦》著作有所不同。这些特点表现在：它提出了一个全国性的产业组织的具体计划，主张所有的人对于劳动产品或公共收入都分配到相等的份额，理由就在于所有的人对大自然的财富如空气和饮水都是平等享受的；因为在个人对劳动生产所贡献的力量和他在劳动产品方面应享受的份额之间，根本无法根据不同的等级作出任何公平的比例。但本书只不过勾划出这种制度的轮廓，后来，经过一个继续研究思考的时期，许多论点需要进一步阐发。贝拉米先生将他一生的最后几年和最成熟的思想，用来阐述这种新秩序的经济上和伦理上的依据，他认为社会演变的自然进程将会产生这种新的秩序。

我以为，对《回顾》这部作品进行评判，不在于它的有关预测是否准确或能否如期实现，而应该看到：它通过文学这种通俗易懂的形式，完整地表达了普通劳动者追求平等解放的美好愿望，并且形象地展现了作者心目中的人类的崇高理想；同时，它也让我们看到了人类社会那不断失落而又不断寻获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