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和几位朋友宵夜。我有直播课，九点才下课，之后赶去湾仔的福临酒家。谈笑甚欢，午夜始散。

这几位朋友，分别来自北京、上海和深圳。这一年来，竟都不约而同，准备来香港定居。所处的行业颇有代表性。

深圳的这位，以电子行业白手起家，历经艰辛，积累亿万财富。目睹深圳制造业从兴旺到衰败，这位朋友对经济的走势比较悲观，将生意重心移往海外。

上海的这位，是一家上市金融公司的高管。最近的股市波动，以及政府对金融的干预与查处，令这位朋友萌生退意。内地金融政策摇摆不定。没事的时候，某项业务举措便是创举，被大力弘扬，一旦有事，就成了罪责。法律边界不明。

北京的这位，是资深媒体人。做过纸媒、电视，也做过国外媒体。内地传统媒体，在新媒体和政策管制的双重压力之下，日渐式微。这位朋友应邀来到香港，参与新兴媒体创业。

过了午夜，街边还站满了端着啤酒杯的老外，灯红酒绿。我们几个站在路边等的士，商量如何利用香港的经济、商业、文化上的自由。

我生性保守懒散。可这几位闯劲十足的朋友，踌躇满志。说，我们习惯了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觉得做这没路子，做那没关系，对自由缺乏想象。已经到香港了，何不大展身手？

于是当街成立了董事会，尽管干嘛还没想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