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下午，去了位于大兴的北京蒲公英中学，给那里的英语教师做教学法培训。

蒲公英中学，是一所招收农民工子女的初级中学，已有近十年历史。校长郑洪女士，出身高干家庭，曾是大学生物学教授，后赴美国，近50岁时，获哈佛公共管理硕士。

在美国十几年，郑女士被一些慈善机构的努力所感动，在50岁时，2005年，回国创办蒲公英中学。这些年来，郑校长四处筹款，苦心孤诣经营这所学校。

上个月，郑女士向俞老师需求帮助，来到耿丹，让我了解了这所公益学校，和这位可敬的理想主义者。

我对路线不熟，今天驱车来回近4个小时。学校确实很偏远。校舍很简陋。操场上孩子们快乐地上着体育课。教室里传来悦耳的乐器演奏。一位愣头愣脑的少年，见到我，说，“老师好！”

中国的户籍制度，让这些城市建设者们的子女无学可上。幸好还有一批理想主义者，为他们撑起一片天空。这里的老师，不少是志愿者，多年来默默耕耘。我感到震撼。

我使出浑身解数，为她们传授一些教学技法，感到非常充实。心情舒畅。

回来的路上，却又一阵阵悲凉。这中国的教育，还有多少地方需要去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