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有时说话偏激，不为自己留后路，很容易招致攻讦。不过先生何尝不思想圆通？只是对国家民族爱之深，因其不幸不争，而恨之切，遂走上极端。

1925年，在给“青年必读书”开的书目里，先生交了白卷：“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一时舆情哗然。说先生自己饱读古书，却不让青年涉猎，自相矛盾，居心何在云云。

1966，弟弟周作人提及此事，讽刺道：“‘必读书’的鲁迅答案，实乃他的‘高调’——不必读书——这说得不好听一点，他好立异鸣高，故意的与别人拗一调，他另外的有给朋友的儿子开的书目，却是十分简要的。”

他指的是1930年，鲁迅为挚友许寿裳之子列书12种，包括《唐诗纪事》，《抱朴子外篇》，《世说新语》，《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等。认为鲁迅双重标准，言行不一。揭了哥哥的短，说其所言所为都是“立异鸣高”而已。

先生何以如此偏激？我想象一个情景: 国人在铁屋里熟睡，昏聩入死。先生情急之下，嘶声呐喊，“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需要睡眠的！”以期唤醒民众。不曾想，激扰了道学先生的美梦，遂搬了医学权威来驳斥，“此言差矣，从生理学计，诸人皆需睡眠，每日至少4小时”。还查明鲁迅自己也是每日必睡的主，真是心口不一。

先生理亏，一时气短，哑口无言。于是国人翻了个身，喃喃地说，“哎哟，您可真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呀”，用嘴巴把先生捧上了天，竟又昏然入眠。几十年了，直到今天还没有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