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常霞(川外硕士生)

摘要：本文主要讨论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与Nida的等效翻译原则在翻译实践中的运用。言语行为理论与等效翻译原则分别是语用学与翻译理论中的重要理论，贯穿于翻译的全过程，并能有效地指导翻译实践。译者在翻译中唯有抓住原文作者与译文读者的反应，超越译文与原文的表层意义上的对等，方能达到深层意义上的对等，真正实现语用意义上的等效翻译。

关键词：言语行为  等效翻译   文化差异  读者反应

著名翻译理论家张今教授曾指出：“翻译理论应建立在哲学、语言学等理论之上……”。¹ 等效翻译中语用学理论的运用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着重讨论言语行为理论在等效翻译中的运用。

本文重点讨论奥斯汀（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和奈达（Nida）的等效翻译的关系。翻译过程中，译者应主要重视原文作者意图与译文读者反应两大要素，以实现语用等效翻译。

一、       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

自1962年英国牛津大学哲学教授奥斯汀（J.L.Austin）的名著《如何以言行事》（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问世以来，“言语行为”（speech act）成为语用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语用学，即语言实用学，是对语言使用（linguistic performance）的研究。而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所要回答的问题是语言如何被用之于“行”，因此，从该意义上讲，言语行为理论可以说是语用学的核心理论。

Austin提出的言语行为三分说理论区分了三种不同的言语行为：言内行为（言之发）、言外行为（示言外之意）和言后行为（收言后之果）。言内行为值得是“说话”这一行为本身，它大体与传统意义上的“意指”相同，即发出语音、音节，说出单词、短语和句子等。言外行为时通过“说话”之一动作所实施的一种行为，人们通过说话可以做许多事情，达到各种目的，如传递信息、发出命令、威胁恫吓、问候致意、解雇下属、宣布开会等等。言后行为是指说话带来的后果，例如，通过言语活动，我们使听话人受到警告，或者是听话人去做我们想让他们去做的事等等。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个大家都熟知的笑话：

例1，一位外宾来华访问，某中方代表携妻子前往机场迎接。“你的妻子真漂亮”！外宾由衷地赞美道。中方代表连称“哪里哪里”，竟被在场的翻译译成“where? where?”目瞪口呆之余，外宾值得无可奈何地答道：“Every where, Every where.”令人捧腹。

在此处，“哪里哪里”的言内行为是这个词的意义本身，对等的英文即为“where? where?”言外行为则是说话者通过拒绝赞扬以表明其谦逊的态度，含“过奖”之意。对等的英文可译为“you over praised her.”但我们马上会发现若译为“you over praised her.”依然使对方陷入尴尬的境地。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令人尴尬的笑话呢？为什么译出了说话者言外之意仍不能摆脱尴尬得僵局呢？下面我们将探讨言语行为理论与等效翻译原则在翻译实践中的运用，及如何消除或尽量减少文化差异引起的障碍以实现等效翻译，相信问题会迎刃而解的。

二、       语用等效翻译

提起等效翻译，大家首先会想到的是Nida 的等效翻译原则。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Eugene Nida）提出了著名的“动态等效翻译”（Dynamic equivalent translation）。在《翻译科学探索》（1964）一书中对动态等效的阐述中，奈达就曾明确指出：“在动态对等翻译中，读者所关注的并不是源语信息和译语信息的一一对应，而是一种动态关系，即译语接受者和译语信息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与源语接受者和源语信息之间的关系基本相同”。在《翻译理论与实践》一书中，他进一步定义“动态对等”为：译语中的信息接受者对译文信息的反应与原语信息接受者对原文的反应程度基本相同。可见，奈达的翻译理论强调的是两种语言接受者的感受大致相同，追求的是两种效果之间的对等，奈达的动态或功能对等理论实质上是等效翻译理论，强调以读者为中心。

语用翻译是一种等效翻译，它可以通过两种语言的对比，分别研究语用语言等效和社交语用等效的问题。语用语言等效翻译近似奈达（1964）所提倡的“动态对等翻译”（Dynamic equivalent translation）。所谓动态对等，强调的是“最切近目的语信息的自然对等”（the 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t in the target language）。具体地说，就是自词汇、语法、词义等语言学的不同层次上，不拘泥于原文形式，只求保存原作的内容，用译文中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将这个内容表达出来，以求等效。至于社交语用的等效翻译，则是指为跨语言、跨文化的双语交际服务的等效翻译。至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奈达的等效论实质上是语用的等效，我们姑且在此把这种立足于语用意义的翻译称作语用等效翻译。

三、       言语行为理论与语用等效翻译

言语行为理论是语用学的核心理论，而研究特定环境中特定话语的语用学，所要回答的中心问题正是：语言是怎样被人们使用来进行交际的。以交际为目的的翻译，它所关心的是具体交际语境中话语的意义，而非游离于语境之外的句子的意义。因此，跨语交际中的翻译应该是语用意义的翻译。奈达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命题：“翻译就是交际”。他指出，信息如果不能被读者接受则丧失其交际作用，而译文如果不起交际作用，不能为读者所理解，就是不合格的。所以翻译必须考虑语言交际活动的一切因素，必须以读者为服务的中心对象。基于这种认识，他提出了“等效翻译”原则。（上节已有详述，此处不再赘述。）为了取得最大程度的等同效果，必须调整一定的信息量，从而克服语言与文化的差异。文章开头那个译者之所以弄出令人尴尬的笑话，原因就在于他一味地追求形式的对等，只译出了话语的言内行为，却忽略了言后行为。当言语行为与言后之果冲突时，译者若不懂对言语行为进行变通，必然导致交际失败。相反，当时译者若立足于言后之果，改变源语的言内行为，将“哪里哪里”大胆地译为“Thank you”，也就不会出现笑话中的尴尬局面了。

翻译即译“意”（即作者的意图），这已经成为译界一个公认的真理。何自然先生曾指出，确保“言外之力”的等值，把说活人意图译出来。当言后之果与言语行为发生矛盾时，语用等效翻译的质量就体现在灵活性上，其灵活性又体现于翻译时对原话语言语行为的改变。可分言内行为改变和言外行为改变两种情况：

言内行为的改变。在很多情况下，言内行为在跨越另一种语言，被植入译入语的文化背景时，将部分或全部丧失其在源语文化中的言外之力。即译文的读者透过直译过来的字面意义无法领悟作者的意图，言内行为与言外行为发生冲突。为了确保交际的顺利进行，就应当舍弃字面的形式对等而译出作者的真实意图，立足于言后之果，改变言内行唯一实现言外之力的对等。

例2，在汉语口语中，我们有时用“二百五”这一表达法来形容一个“愚蠢的人”、一个“浅尝辄止、一知半解而又自我感觉良好的人”，如将“二百五”按字面意思译为“two hundred and fifty”,貌似实现了等效翻译，然而，只是译出了作者的言内行为，实现了形式上的绝对对等，却使译文读者茫然不解，搞不懂作者的意图，甚至会误解原文的意思，更不可能体会出原文那种鄙夷的语气了。正确的翻译应为“a rather stupid person”,“a dabbler”,“be not at all there”等。该译法虽舍弃了作者的言内行为，却译出了作者的言后之果，传达了作者的真实意图，实现了语用意义上的等效。

言外行为的改变。使用不同语言的民族都有各自的民族文化渊源，其对同一事物的思维、理解、看法、说法等很难共鸣，反映到跨语交际中，各自遵循的合作原则、礼貌原则等也无法完全一致，一方的言外之意很难得到另一方的认可，言后之果与言内行为、言外行为两者都发生冲突时，就有必要将言外之力也改变为达到言后之果的等效，从而达到顺利交际的目的。

例3，中国人邀请外宾吃饭，明明准备了一桌丰盛的晚餐，却习惯谦虚客气一番：“没什么好饭菜招待您，真不好意思，请多包涵。”译员就可抛开言外之力，译成“Thank you for your coming.”宴会结束时，外宾表示感谢，主人也许会说：“哪里,哪里，我们这里条件不好，招待不周，没什么好吃的，怠慢之处还请多多包涵。”若译为“Where, where. Our conditions are poor! We have not been considerate enough, you must not have eaten well, please forgive me.”一定会让外宾感到莫名其妙，无言以对。立足于语用等效，改变其言内行为及其言外行为，依据西方人的合作原则顺理成章的译成：“I hope you’ve enjoyed this party this evening”,即可达到顺利交际之目的。

（有待添加改善）

四、        言语行为、文化差异与等效翻译

在翻译中，文化差异往往会影响或限制等效翻译的是实现。因此，原文某些语义在译文中不同程度的丧失或亏损不可避免。例如，西方人喜欢用“Wet Paint!”来告示人们要远离刚刚漆过的物体，西方人会深解告示者的意图，并身体力行地做出语后反映---远离警示的物体。而“Wet（Fresh） Paint!”若被直译为“湿的油漆！”，中国读者首先做出的反应很可能是将它作为一种描述性的陈述，因而仅能理解其言内行为，译文因此扭曲了源语告示者的意图或言外行为，从而不能使译语读者向原文读者那样做出预期的言后行为。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译者只有舍弃源语的语言形式，按照目的语的表达习惯将原文肯定形式的“Wet(Fresh) Paint!”译为否定形式的“油漆未干！”，再现原文的语用意义和言外行为，以达到功能对等。

文化差异对等效翻译的影响及翻译策略涉及内容较多，因篇幅所限，本文只从语言等效翻译和社交翻译两方面谈一下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及如何用言语行为理论指导这两种等效翻译：

首先是文化差异对语言等效翻译的影响。例1中译者之所以闹出令人尴尬的笑话，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考虑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善言面前谦谨礼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自信心则是西方文化中的重要品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遵循着不同的礼貌原则和合作原则，一方的“谦虚客气”的言外之力无法得到另一方的理解和认可，言语行为与言后之果发生矛盾。故上文中，理解了源语的言外之意，按汉式礼貌习惯译为“you over praised her.”仍不妥。这时，若遵循译入语的文化习惯，放弃源语的言内行为和言外行为，将“哪里，哪里”译为“Thank you!”,则达到了源语与译语的言后行为一致，实现语用等效翻译。

翻译中要达到社交语用等效，译者就要从社会、文化交际的角度去考察语言的使用。为此，他必须具备跨语言、跨文化交际的知识。要达到等效，译者要对源语与目的与有较深的造诣，对这两种不同语言的社会、文化背景有一个正确的了解，还要考虑照顾译文的读者对象。下面我们分析一个例子：

例4.我国很多地区都流行一句广告标语：“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这条标语是对天天出车的司机朋友说的。其意图是提醒司机小心驾驶，平安上路，安全返家，其中隐含着反映汉文化中相互关心的人际关系。英译文却套用了汉语的结构形式，按字面意思译为:“Go to work happily, come back home safely.”，不符合英语表达方式，使一些不理解汉文化的人大为不解，难以说话者的真实意图，导致了交际失败。译者只是注重了源语与译语的言内行为对等，却忽略了译文读者的反应，没有译出源语的言外行为，也就不可能实现源语对其读者所具有的那种言后之果。从语用学的角度看，用Good luck!即可译出说话者的关心和祝愿。若具体表达希望司机小心驾驶，Drive carefully!就足以表达清楚了；要作为出车前的一句警语：Safety first in driving! 即可。当然，视具体语境而定。译者之所以译为：“Go to work happily, come back home safely.”，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以源语的文化背景来看待译文读者的文化背景，忽略了文化差异。

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国一句著名的谚语的翻译：

例5.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杨宪益夫妇译为: 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cook a meal without rice. 而Hawkes 的译文是：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make bread without flour.这两种译文无所谓优劣，关键在于译者的信念和如何对待文化差异。杨宪益夫妇看重的是中国文化，而Hawkes 的译文却是为了方便西方读者的理解。两者均能很好的表达作者等意图，译出了作者的言外行为，使中西方读者分别能实现与源语读者相同的言后行为，就算好的翻译，即实现了语用等效翻译。

总之，无论是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还是Nida的等效翻译原则，都给翻译工作者以深刻启示，即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一定要以作者的意图，读者的预期效果或预期的实际反应和行动作为翻译的根本依据，在翻译前，一定要深入研究原文作者的生平，原作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时代特征，译文读者的文或背景等诸多文本以外的因素。唯有如此，方能从言语行为理论和功能对等入手正确的体会原文作者当时的主观意图以及在当时原文读者身上产生的客观效果，并采取有效的语言手段或形式将原作的主要精神准确地传达给译作读者，使译作产生像原作一样产生的预期效果。

结       语

总之，理想的翻译应该是原文与译文在语言的表述形式、作者意图或作品的思想内容、读者的感受或反应等言后行为方面完全吻合。然而，在实际翻译工作中，由于文化差异，译者有时不得不舍弃言内行为意义（即语言的表层意义）而追求译文与原文在言语行为意义和言后行为意义上的对等。因此，从言语行为理论的角度对语用等效翻译进行再认识，译者可以获得新的启示。言语行为理论能够使译者从理论上更加充分科学地认识翻译的目标与过程，能够更加具体实用地指导实际翻译实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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