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让为先：上下级相处之道

                                            ·田玉川

      上下级历来都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无论从政、经商，还是在日常生活中，上下级和谐，才能健康发展；若上下争斗，交相谋利，那不仅上级不成其为上级、下级不成其为下级，而且还会给社会造成巨大的灾祸。

  而上下级关系是否和谐，是否融洽，主要责任在上级，这是孟子管理思想的深刻之处。尤其是强调管理者的素质的重要，在今天，不是依然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吗？

 

    仁义始终都是“自上而行于下”

  很多年以前，曾经见这样的讽刺小品：一个科室，只有一位科长和一位科员，两人整天闹矛盾，以至于科里的工作无法正常运转。每当科室要开会，科长总不愿直接告知仅有的一名科员，而是郑重其事地在办公室外的小黑板上写“科室全体成员下午开会”的通知，而仅有的一名科员呢？在这个时候，总要写一个病假条，趁科长不在时，放在他的办公桌上，然后回家。单位领导多次调解，结果都是一样：科长坚持说，仅有的一名科员不服从领导；科员却认为，自己的直接领导科长，一贯脱离群众。这样的上下级关系该如何改善呢？

  上下级关系自古都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其融洽与否，和谐与否，关键在上级，上级掌控着上下级关系的主导权。

  对此，孟子的见解非常精辟、深刻。他在告诫齐宣王时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齐宣王当时听了反应如何，尚无明确记载。但可以推想，他不是吓出了一身冷汗，就是倒抽了一口凉气。作为人主的国君，若不能平等地善待臣下，那势必与臣下离心离德，结怨结仇。若上下级关系紧张到“君臣一日百战”的地步，那就不仅仅是他们之间的悲剧了！

  作为传统社会中最重要的上下级关系，一旦出现对立、对抗。那主要责任当然在居于主导地位的国君身上。“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孟子·离娄下》）君明臣忠，君暴臣贪，自古皆然。明君身边，不可能有巨贪立足之地；暴君眼前，不见忠臣、清官的影子。

  “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孔子对此说得似乎更明白一些。

  君臣关系虽是顶级的上下级关系，但也必须以平等、尊重对方为前提。尽管君臣的名分已定，但也不是铁定的主仆关系。君以高官厚禄礼聘臣，臣以忠心勤政报答君，君臣其实是一种特殊的互相依存的合作关系。

  对于深受孔孟思想教育的臣下，君王如果能够充分尊重其人格，那往往比授予高官厚禄更让其忠心耿耿，既能勤政爱民，更对君王感恩戴德。对于那些终生以追求道德完善者而言，自然乐意厚报知遇者。即使以死相报，也是义无反顾的。他们虽然愿意接受君王的恩惠，但从来不要“嗟来之食”，否则，即视为对其品格的莫大污辱。不是辞官不做，归返故里，就是隐而不仕，寄情山水，或视君王如仇敌，与之勾心斗角，不是臣玩弄君王于股掌间，就是君欲除臣而后快，轻则乌纱帽不保，重则酷刑伺候，饱受牢狱之灾，甚至自身性命难保，抄家，灭族，祖孙数代，亲戚邻里也要受到牵连。到了这一步，臣已非臣，君也就非君了。因为毕竟重臣皆为君之肱股、国之栋梁，岂是轻易所能替代的？而臣之所以非臣，完全在于君所以非君。是君先不仁，臣然后才被迫不义的。君不把臣当作口称的“爱卿”，臣如何会尊敬君为“亲爱的陛下”？

因此，自古那些真正懂得为君之道的君王，无一不是尊贤纳士的楷模。“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贤能之士，归之如流；曹操唯才是举，见投奔的贤能之士“跣出迎之”；唐太宗李世民以魏征等谏臣为人镜鉴得失，才有“贞观之治”……他们懂得：尊重臣下，其实就是尊重自己和自己的王朝。

任何君王，无论多么英明，都不可能日理万机，亲自去掌管一切政事。必须依靠贤能的臣下，才能治理好天下。所以，善于驾驭臣下的君王，都是用功名利禄等恩惠调动臣下为己所用的高手。“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乎下。明君之道，使智者尽其虑，而君因以断事，故君不穷于智；贤者敕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穷于能；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故君不穷于名。是故不贤而为贤者师，不智而为智者正。臣有其劳，君有其成功，此之谓贤主之径也。”（《韩非子·主道》）君主的职责，其实就是让臣下中的智者贤者，各尽其能就行了。他们有功，自然是君主善于用人的结果；他们出错，也是由于自身的原因所致。因此，君主不是执行者，而是决策者和裁判者。给臣下发展的机会，是明君圣主首先要做到的。但恩惠不是施舍，驾驭不是驱使，要让臣下觉得发展的机会既是君王给的，又是自己应该得到的，他们才会心甘情愿效忠。

  汉高祖刘邦重用韩信打江山，正是君主驾驭臣下的典范。据《史记·淮阴侯列传》载，起初，刘邦还是看不起出身低贱的韩信，虽听信萧何建议，决定重用他。但仍“拜大将如呼小儿耳”，不够尊重。后经萧何提醒，刘邦才郑重其事。“择良日、斋戒、设坛场、具礼”。并且一旦拜韩信为大将，便授予全权，决不从中牵制。而且还广施恩惠，笼络其心。对此，韩信深有感触地说：“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从，故吾得以至于此。”韩信感激刘邦的信任，更感激刘邦的施惠。“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衣食之赐，对于少年时“常从人寄食饮”的韩信是刻骨铭心的。因此，韩信才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四面出击，拼命地为刘邦打江山。 

  等到韩信的势力可以在刘邦、项羽之间“三分天下，鼎足而居”时，就不断有人来拉拢韩信“足下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有的干脆让韩信自立为王，与刘邦和项羽“三分天下”。但这时，韩信所想的并不是什么自立为王，而是“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他要以死来报答刘邦的知遇之恩。

  这正是孟子所说的：“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孟子·离娄下》）如果刘邦依然“拜大将如呼小儿耳”，那就不会有楚汉战争的胜利，那就不会有西汉王朝的建立，那就不会有大汉王朝的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那就不会有千古名将韩信。中国的历史就不得不重写了。

  先有刘邦的仁，后有韩信的义。君臣这种顶级的上下级关系如何，责任全在作为上的君王身上！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杜甫诗）三国名相诸葛亮，之所以心甘情感为蜀汉帝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是要报答刘备“三顾茅庐”的知遇之恩。对此，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得很清楚：“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谢，遂许先帝以驱驰。”（《三国志·诸葛亮传》）由此可见，如果没有刘备三顾茅庐，就不会有诸葛亮出山辅佐，更不会有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是刘备、诸葛亮之间和谐的上下级关系，保证了蜀汉的建立和发展壮大。即使到了后期，“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三国志·诸葛亮传》）“白城托孤”与“三顾茅庐”一样因此而传为千古佳话。同样，是先有刘备的仁，才有诸葛亮的义，仁义始终是自上而行于下的。

 掌控与效法：“上有所好下必甚之” 

由于上下级关系中的上级始终处于主导地位，上级的意志、好恶及情感的变化，将直接影响、控制、决定、改变下级和整个上下级关系。因此，“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风，必偃。”（《孟子·滕文公上》）上级若表现出喜欢什么，下级必然会表现出更喜欢什么，下级总是以上级的喜好为喜好。如果把上级的品德比做劲吹的风的话，那下级的品德就是被风吹的草，只会随风倒伏，而不会逆风挺立。

这种下级对上级品德的从属和追随，甚至盲从，不仅决定着上下级关系，而且会影响到社会关系。犹如吹春风，必然会吹出百花盛开，生机盎然；若刮寒风，必然会刮出一片凋敝，满目凄凉。

所以，上级的品德和行为起引领和主导作用。凡奸佞，无一不是表面上唯上是从，忠心耿耿，暗地里在阴谋篡权专政。他们都会充分利用上之所好，以售其奸。奸佞惯常“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妒贤嫉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资治通鉴·唐纪》）他们的阴谋之所以能够得逞，曲意逢迎“上意”是前提。 

  皇帝时代虽然早已经成为陈迹，但唯上是从，上行下效的历史社会病却遗传至今。

  唯上是从，使上级一己之所好，很容易变成一座城市、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之所好，其影响和作用往往是灾难性的。上行下效，把上级一己之所好，变成了一种下级仿效的榜样，从而使下级及下级所管辖的地区只盲从于上级的所好，丧失了应有的选择和判断，只充当实现和发挥上级所好的工具。比如时下人人痛恨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豆腐渣”工程，不少都是投上所好、唯上是从的“杰作”。人们经常会见到一些城市建设，刚建即毁，刚毁又建的反复折腾，有的街道及地下管线刚修好，又开挖，一次又一次，以至于有了“为街道安上一个拉链”的戏言流传。从表面看其为街道及地下管线设置不合理，实质上所反映的是整个城市设计的畸形。有的地方超市挨着超市，有的地方却购物困难；有的地方拥堵不堪，有的地方却空旷无人，为何如此？不少乃上级之所好使然。有的上级贪大求洋，于是小小的县城也宣称要建成国际大都市，大修广场，大建音乐喷泉，有的甚至还建有自己的“天安门城楼”和“故宫”；有的上级爱看戏，于是大戏院建了一个又一个，拆了工厂，拆了学校，仍在建。戏剧演员们纷纷成为领导；有的上级爱坐名车，于是，小小的城市中跑的尽是名牌车，哪里还管这个地方还是很多人不得温饱的贫困地区呢？用一座城市和一个地区的城市建设和发展前景投上所好，是典型的人治，是莫大的悲剧！

 各自忠于职守：“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

孟子认为，君臣要和谐相处，必须各自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孟子·离娄下》）。君臣相处，君要尽君道，臣要尽臣道。所谓君道，即为君者的责任和义务；所谓臣道，即为臣者的责任和义务。

如果为上级者是“君”，就有其应尽的君道；如果为下级者是“臣”，那也有其应尽的臣道。有“君”“臣”各守本分，各自将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尽到，才是上下和谐相处的正道。君臣一体，在人格上并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只不过是各自的分工不同而已。君臣都不能越位，也不能不到位。如果为君者放弃了自己的责任，沉湎于声色犬马，那就不成其为君了；如果为君者代替为臣者管理一些具体事务，那同样也不成其为君了；如果为臣者总想着做为君者做的事，那也就不成其为臣了。曾经有一句据说是拿破仑所说的名言：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其实，士兵就是士兵，首先要当好士兵才是本分。如果士兵都想着当将军，那既当不好士兵，也当不上将军。何况，如果士兵们都想着当将军，那还有谁会心甘情愿当士兵呢？

君臣相处，以道义为最高原则和标准。“二者皆法尧舜而已。”（《孟子·离娄上》）为臣的，要效法舜那样事奉尧；为君的，要效法尧那样善待百姓。做人君的对臣下要以仁爱为本，做人臣的对君主要以恭敬为先。君仁，即君道；臣敬，即臣道。君臣仁义，互敬互让，方能同心同德，上下一体；相反，君不仁，则臣不义。“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君若不能善待臣，则君就非君；臣若不能忠于君，则臣也就非臣。

《资治通鉴·唐纪》载，唐太宗李世民曾感言：“君，源也；臣，流也；浊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所以，他把自身正作为第一位。只有君王自身正了，“影曲”才不会发生，“下乱”才没有暴发的机会；只有君主自身正了，源清流自然就清了，污浊就不可能发生。君臣齐心，上下同体，那“妨政事”者，那“扰生民”者，还有依存的条件和土壤吗？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诸葛大名垂宇宙。”（杜甫诗）诸葛亮在世时，不仅蜀汉后主尊为“相父”，而且备受百姓爱戴。

古之为相者，能全身而退者有几人？殷商之比干，秦之商鞅、李斯，唐之上官仪，宋之寇准、王安石，明之海瑞，清之王鼎……那个能善终？古之握兵权者，谁会保全性命与名节？秦蒙恬、宋岳飞、明袁崇焕皆被妄杀；三国曹操、北宋赵匡胤、明末吴三桂皆以兵权谋逆；古者托孤之臣，哪个最后不是被惨杀，就是遭抄家、受灭门之祸？前有汉朝霍光，后有明代张居正，清代多尔衮、肃顺、端华等顾命八大臣……哪个不是家破人亡、身败名裂？唯诸葛孔明连为敌者都推崇备至。诸葛亮身上几乎集中了古今为人臣者的所有优秀品德。忠义、爱民、清廉，还有勤政、多谋。他用一生报答刘备“三顾茅庐”的知遇之恩；他用殚精竭虑、废寝忘食的勤政精神，念念不忘白帝城托孤的信任。

“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仲伯间。”宋代诗人陆游盛赞诸葛亮为千古第一完人。清朝的康熙皇帝也认为：“史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者，唯诸葛亮能为之。”乾隆皇帝更进一步认定：“端推诸葛亮是完人也！”

诸葛亮是恪守为臣之道的典范。与诸葛亮同样被称道的，还有晚清“中兴名臣”曾国藩。

  1864年6月，攻占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南京），湘军势力达到了全盛。拥兵五十万，部众遍东南，曾国藩是学宋赵匡胤那样借机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呢？还是学唐郭子仪匡扶朝廷、恪守臣节，只图画像上“凌烟阁”呢？一时，备受天下关注。

那些已经圆了升官发财梦的湘军将领们，自然都在暗中鼓动曾国藩“自立”东南，分南北朝，与清廷分庭抗礼，他们好再重分一次拥戴的红利。就是与曾国藩最为亲近的左宗棠、李鸿章等，也有拥戴他“自立”之意。曾经盛传左宗棠写了一副对联送给曾国藩，上联是“神所凭依，将在德矣”，下联是“鼎之轻重，似可问焉”，试探、拥戴之意甚明。曾国藩看了，只将下联中的“似”字，改为“未”字，表明无“自立”之意。

是否果真如此，曾国藩内心究意是怎样想的，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曾国藩一贯以周公等先贤为楷模，以做忠臣为人生目标，若“自立”，岂不是“自毁

名节”吗？

    这正是曾国藩至今为道统所称颂的原因。

 

   怎样当好一个下级：“不以贤事不肖者”

  下级虽然居于上下级关系的从属地位，但并不是说下级就没有自己的选择和取舍。怎样当好一个下级，仅仅只会服从上级是不够的，选择和取舍往往比服从更为上级所看重。

  淳于髡乃滑稽善辩之士，他对孟子在齐国无人可比的声誉心里不服，有意贬低。他列举说：重视功名者，会造福百姓；轻视功名者，能独善其身。先生在齐任卿相的要职，上对君主未建功名，下未给百姓谋什么福祉，就匆匆离开了，这是仁者之所为吗？

  显然，淳于髡在讥讽孟子为卿于齐时无所作为。

  孟子是怎样回答的呢？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贤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汤，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恶污君，不辞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趋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孟子·告子下》）能够居于低下的地位，不以自身贤者的身份和声誉去服事失德丧良心者，唯有伯夷；既愿服事圣贤者，也不反对服事失德丧良心者的，是伊尹。他曾五次服事夏桀，五次服事商汤，服事好人和坏人似乎都很忠心耿耿；不反感服事声名狼藉的暴君，也不拒绝担任微贱的职位的，是柳下惠。他们三个为政之道虽然不同，但其趋向是一致的，那就是行仁施义。居下位者，只要能够施行仁义，何必要和他人完全相同呢？

淳于髡又辩称：当鲁缪公时，公仪子当政，子柳、子思为臣，但当时鲁国的国力急剧下降，所谓的贤者治国，竟是这样无益呀！

不尽然！孟子反驳说：百里奚是一位公认的贤者吧？小小的虞国竟不用他，他西奔到了秦国，深受秦穆公重用。长期处于西陲贫弱的秦国，因为重用了贤者百里奚而称霸。小小的虞国不重用贤者，必然难逃灭亡的厄运。即使想割地苟延残喘也没有可能了。

 

“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上下级关系的主导权在上级，下级只是居于从属地位。争夺利益的总是上级，而非下级。下级总是被上级剥夺、侵害，而无可奈何。

《史记·周本纪》载：周厉王贪财好利，任用大臣荣夷公实行“专利”政策，独霸了山泽江湖之利，严禁老百姓上山砍柴，下水捕鱼。老百姓的连日常生活也没有保障，怨声载道。大夫芮良夫劝谏说：实行专利将会引发大难。天地万物之利，自应由天下万民共享。如果被独霸，必然会引发天怒人怨。并告诫说，君王的职责应当是，导利而布之上下，而非自己独霸专利。厉王不听。继续暴虐无度，老百姓私下里怨恨，发泄不满。大臣召公劝谏说：老百姓已经忍无可忍了。厉王不仅不听，反而命卫巫严密监视私下议论者，有报告者即杀，谓之“弭谤”。老百姓敢怒不敢言，道路以目，诸侯不朝，王朝已危若累卵，厉王却以“吾能弭谤”而洋洋自得。召公再次劝谏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民怨积聚犹如溃决的堤坝，伤害必多，想要像封住山林湖泽那样封住老百姓的嘴不让说话，就像要阻挡溃决的堤坝那样不可能。只有疏川导滞，让水流归道，民安其命，才是为君之道。召公强调说：“民之有口也，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所以产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若雍其口，其与能几何？”老百姓有嘴巴；就像大地有高山江河一样，天下的财富用度都从那里产生；又好像大地有平洼高低不同一样，老百姓的衣食来源都从那里产生。厉王仍不以为然。果然，三年后，召公的话应验，“国人暴动”爆发，众叛亲离的厉王出逃去了彘（今山西霍县东北），不知所终。一时失去权力中心的周王朝，形成了“周召共和”，共同执政的局面。

由此可见，居于上位的当权者若与老百姓争利，必然会引起强烈反抗。最终，不仅什么利也争不到，往往连自身也难保。“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孟子·梁惠王上》）

    周厉王就是前车之鉴。

 

  “君正，莫不正”：管理者素质的重要

  孟子总结了夏商周三代兴亡的历史经验，把是否行仁政作为衡量上下级关系的惟一标准。“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孟子·离娄上》）而是否行仁政，关键仍在于国君。夏桀、殷纣、周幽王之所以失国丧亡，就在于其自身未施行仁政。而夏启、商汤、周武王之所以兴国，当然是由于施行了仁政。

  三代如此，三代以后不也如此吗？治国如此，经商和日常生活不也如此吗？

  正人先正己。要求被管理者做到的，管理者首先要做到。这是古今中外管理的共识。若管理者自己吃喝玩乐，不务正业，又如何要求被管理者忠于职守呢？

  比如像按时上下班，这样看起来只是小事的事，作为管理者老板自己都做不到，又如何要求被管理者员工不迟到早退呢？不可想象，当老板一夜打麻将，满嘴酒气，在正午12点才到公司，他的员工会如何呢？“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员工还会心服口服地接受这位老板的管理吗？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古有“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汉皇重色思倾国……从此君王不早朝”的教训，今有“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干部”的经历，作为管理者的行为，对被管理者始终是有极大的感召力的。因此，管理者“其身正”才能“莫不正”。

松下帝国，是富可敌国的世界著名企业。其创始人松下幸之助是名副其实的大富翁，但他从来不以老板自居，每天仍像普通员工一样按时上下班，从不迟到早退，即使到了晚年，已经衰老的他仍然坚持这样做。他身体力行所倡导的这种“松下精神”，不正是松下帝国长盛不衰的“秘笈”吗？

  现有这样一则故事，刚好说明管理者素质的重要。有一个医药保健城，那里有一家生产女用美容口服液的企业，自创办两年多，效益一直不错。由于产品定位能够满足一些城市女性的需求，故不断在扩大生产。但这种手工作坊式的企业，只依靠不断增加工人的劳动强度增加产量，至于技术革新、科学管理，根本谈不上。尤其是管理者，基本上都是半路出家的外行，从而严重地制约着企业的发展。

  这家企业的创始人是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郊区农民。他看到不少人做医药保健品发了大财，自己也扔掉了锄头，当起老板来了。他的创业成功，是机会加大胆；他的管理完全是“一声喊到底”的半军事化方式。尤其是在产品供不应求的情况下，要求工人加班加点“连轴转”。动辄训斥、责骂，甚至动手殴打，工人们视其如“瘟神”，见之除了恐惧还是恐惧。

  一天，他发现有一个女工趴在正在装箱的口服液箱上睡着了，立即火冒三丈，不问青红皂白，上前劈头就是一巴掌，并张口大骂道：“你这个混蛋，不愿干了，早早给老子滚蛋，别在这儿挺尸了！”这位被惊醒的女工，连连认错、求饶。周围的女工也来求情。“她已经连续加班一月多太累了”、“她家里还有病人”、“她的工资被扣了不少”……谁知这位老板仍不依不饶，一定要当场开除这位女工。

  经过大家讲情，最后，这位老板只好表示让她干到月底再说。刚好，在老板转身走后，就有一只苍蝇嗡嗡嗡飞来，满腹委屈、愤恨的女工，也就未加驱赶，顺手把这只苍蝇装进了一只口服液瓶中加封装箱了。这一细节，似乎只发生在一瞬间。在所谓的生产车间，垃圾满地，苍蝇乱飞，谁也不会注意到这件似乎是偶然发生的小事。

但就是这只苍蝇，要了这家企业的命！就在这箱装有苍蝇的口服液，在东北某地投放市场后，立即遭到消费者投诉。当地的报纸、电视、广播等媒体以罕见的速度和规模曝了光。立即引起市场恐慌，由东北开始，迅速波及全国市场。凡是经销这家产品的经销商纷纷退货，当地的工商部门、新闻媒体也展开了围剿，很快在全国声名狼藉，一贯奉行地方保护主义的地方主管部门，也怕“一只老鼠坏了一锅汤”，只好出面查封，宣布其倒闭破产了。

  那位暴发户老板呢？变卖一切资产，仍资不抵债，等待他的还会是什么呢？事后，人们想，这样的结局一定要发生吗？如果那位老板的素质高一些，他不是用恶毒的语言大骂那位女工，更不会亲自大打出手，而是从关心她的身心健康入手，合理安排加班，慰问她生病的家人，解除她的后顾之忧，那她还会把那只苍蝇不加驱赶就装进那只口服液瓶中泄愤吗？

  是老板先不仁，才有女工后不义。正如孟子所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孟子·离娄上》）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塌下来。作为上下级关系主导的上级，自身是否公正、刚正，直接决定着上下级关系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