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一税”：

          维持王朝稳固的底线

   赋税的征收，直接关系着王朝的命运及天下的安危。“古者税民不过什一，其求易供，使民不过三日，其力易足。民财内足以养老尽孝，外足以事上共税，下足以畜妻子极爱，故民说从上。”《汉书·食货志》引用大儒董仲舒的话对“古者”即商周时代的赋税制度大加赞赏。那时的税收标准是“什一税”，即征收百姓收获的十分之一，年服劳役也不过三天。显然，这种赋税不重，除过交税外，老百姓的收获足以养家糊口，过上自足的安定的生活。“故民说从之”，百姓乐意交纳。因此，“什一税”就成了最理想的一种税率。亚圣孟子一贯认为：当政者是否行“仁政”，就看他的赋税率是否超过了“什一税”。

历史上实行“什一税”或比“什一税”还低的税率的朝代，的确是民足国富的太平盛世。相反，则是衰世，乱世和末世。

春秋战国时，各诸侯国为争雄称霸，穷兵黩武，不断征收重税养兵征战，民不堪命，社会因而也动荡不安。至秦统一，虽然皇权专制、小农经济、儒家学说动态三角板块已形成了，但基础并不稳固。“收泰半之赋”，甚至更多，使百姓无法生存。徭役、兵役更是旷日持久，无暇事农，造成农业凋敝，农耕经济的基础动摇了，秦的统治也就到头了。汉初以亡秦为鉴，实行“十五税一”比“什一税”还低。汉景帝时，甚至实行“三十税一”，仅仅只相当于“什一税”的三分之一多，百姓的负担大大减轻了，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也就提高了。因之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盛世景象。唐初的租庸调制，也大约相当于“十一税”的税率，因而出现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太平盛世局面。

由此可见，举凡太平盛世的税率都低，基本维持“十一税”的标准；而乱世和衰世都重税盘剥，尤其是苛捐杂税的征收，往往把百姓逼到了死亡的边缘。他们不是沦为所谓的盗贼，奋而群起造反，就是被逼得家破人亡，丧失了一切。所以，“十一税”是维持王朝稳固的底线。

由汉至清，苛捐杂税流弊日甚，早成沉疴。不仅当政者的税额不断在增加，税种不断在增多，而且征收过程，也竟演变成了“坑民”“害民”的过程。

 “不苦于赋，而苦于赋外之赋”

“税外之税”“赋外之赋”往往是“正供”的数倍，甚至数十倍。“不苦于赋，而苦于赋外之赋”，百姓最苦的最难以承受的正是各种名目的“杂税”和“摊派”。

汉武帝继承了“文景之治”的成果，却葬送了盛世局面。为何？税太重，民不堪命。虽然名义仍在实行汉景帝时的“三十税一”，似乎很轻，但实际上“杂税”的征收远远多于田赋。人头税比汉景帝时增加了三倍多，而且还收“马口钱”“税舟车”所征重于人头税。对工商者所征收的重税使其无利可图，纷纷破产。小农倾其所有，也无法交清如此重税，于是，大批沦为流民，趋于破产，农耕经济的基础也就动摇了。

盛唐也一样。唐玄宗后期，由于当政者的全面腐败，大官僚、大地主疯狂兼并土地，均田制和租庸调制遭到破坏，享有免税特权的人几乎占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二，他们应交的赋税全转嫁到仅剩的交税者身上，因而赋税实际增加几倍。横征暴敛不足以满足当政者的穷奢极欲，民困民苦之极。在“安史之乱”以前，已经是盛世难再，衰相已成。

唐末，杨炎曾实行“两税法”，按人口和土地亩数分别确定税额，分春秋两季征收。均田制租庸调制废除。本来，这项税制改革对地少的农民有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土地兼并，但实行起来很难。不仅兼并土地者限制不了，而且农民所交实物在换算成钱的过程中，又被暗中操纵市场和金融的官僚和地主所坑害，不等价的兑换，使农民的实际负担又增加了几倍。加之，政治日益腐败，国库空虚，苛捐杂税日多，“两税法”也就转变成了“坑民”的手段。

宋朝的重税似乎与“积贫积弱”状态相一致。除征收地租、人头税外，还对住宅、盐、蚕丝、牛皮等商品也开始征税，统称为“杂变之赋”。不只税种增加了许多，每一项征收过程也变成了“坑民”的机会。所谓“折变”，即变换农民一贯所缴的某种实物，用表面看起来等值的另类实物替代，农民被迫以此物易彼物“折变”，这就为恶吏贪官及奸商“坑农”创造了机会。低价收，高价易，一进一出，甚至几进几出，农民的实际负担就增加了许多。

还有所谓“支移”，即变换交纳地点，无形中让农民多出实物和运输费，也是“坑害”农民的又一手法。

明朝的税制改革是神宗时万历年间张居正实行的“一条鞭法”，即将各类税合一并入田赋，折成银两征收，目的是限制苛捐杂税，但出现了“鞭外有鞭，条外有条”的怪现象。朝廷首先破坏，加征所谓“辽饷”（抵御女真族内犯），“练饷”“剿饷”（练兵围剿农民起义），使明朝的税收总额由初期的二百多万两猛增到崇祯时的二千多万两，所加者即为杂税，超过“正赋”达十倍之多。由此可见，“杂税”害民之深。

清初“杂税”依旧只增不减。有一项仅有一两六七钱的税，“附加费”竟至二三十两；一县正赋三千多两，竟细分为四十多项征收。雍正时实行“摊丁入亩”，使人头税和土地税合一，取消了杂税。但杂税又以别的名目出现了。“耗羡”即是。何为“耗羡”？它指实物，诸如谷米和银两在交运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损耗。谷米的损耗称为什么“鼠耗”、“雀耗”，即指老鼠、麻雀可能吃食的部分；银两的损耗称为什么“火耗”，即将百姓所交的碎银熔铸为统一的标准银锭所出现的损耗部分。于是，在交了“正赋”之外，还要求交所谓的“耗羡”，以保证所交税足额。如此，被明令取消的“杂税”又以补充捐耗的名义出现了。补充多少？无定制。各地的老鼠、麻雀的胃口都出奇地大，有的竟占到所征丁银的一半。鉴于“耗羡”被官吏分肥，雍正帝又明令：“耗羡归公”，但并未取消，仍向百姓征收。此类“杂税”，一直未废除。

由汉至清，苛捐杂税流弊日甚，早成沉疴。不仅当政者的税额不断在增加，税种不断在增多，而且征收过程，也竟演变成了“坑民”“害民”的过程。像唐的“两税法”，宋朝的所谓“折变”“支移”，明朝的“一条鞭法”及清朝的“摊丁入亩”和所谓“耗羡”，在每一个环节上，贪官和恶吏都挖空心思分肥。

 官吏“逐层渔利”“群起分肥”

本来，皇粮国税已很重了，百姓倾其所有，也难以承受，还要被各级贪官污吏层层分肥，他们还有活路吗？

在这些贪官污吏看来，征税过程就是发财的机会。“而朱票一出，书役乡保逐层渔利，佐杂营弁群起分肥，刁生劣监肆行包揽。即有自爱之州县，被其牵制，转不能不挟同一气，多立名色，肆意诛求。既无定时，又无定数。”清道光年间直隶布政使的上疏道出一些实情。百姓不怕“正赋”增加，最怕这“逐层渔利”和“群起分肥”。犹如一群群饿狼扑羊，百姓如何招架得了？！尤以“肆行包揽”最为可恶，“例行公务”变成了“商务承包”，其中没有丰厚的利润可图，他们会如此“竞争”吗？百姓最苦的，也不是“多立名色，肆意诛求”，而是“既无定时，又无定数”。“多立名色”总是有数的，估计被征收者，可以拿得出的，而“既无定时，又无定数”则没完没了地征收，百姓岂能不苦？！

由此可见，百姓所缴赋税的多少，不仅反映着小农经济的现状，而且直接关系着王朝的兴衰。

犹以晚清最为典型。由于政治腐败，财政危机，清廷在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及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相继战败之后，被迫所签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诸如《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赔款总额加上高额贷款利息超过了十亿两白银！清廷支付赔款的办法是，直接在“正赋”之外按省“摊派”和向外国银行借款应急。这两种办法其实都把负担直接转嫁到老百姓身上了。本来，“正赋”之外以各种名目所加的“俘收”已“数十倍于正供”了，还要摊派巨额赔款，“民之财尽矣，民之苦极矣”，官逼民反，“民变”势在难免。

本来，百姓交血汗钱养着朝廷，结果一次次丧权辱国，割地赔款，又反过来，把一切负担悉数又加到老百姓身上。这样的朝廷，若不灭亡，真是天理难容！

若按清末的人口计算，这些赔款总数平均到每个人头上，达三两白银之多。若再加上摊派过程中的层层分肥、加码，则更多。如此沉重的负担，老百姓如何承受得了？

“摊派赔款”可恶之极，强迫“报效”也令人发指。所谓的“报效”，其实就是强行掠夺、抢劫，与剪径的强盗一样。清廷惯例：每逢内外战事、灾变即向天下富商伸手，尤以徽商和晋商为宰杀的两只肥羊。《清史稿》载：“或遇军需，各（盐）商报效之例，肇于雍正年，芦商捐银十万两。嗣乾隆中金川两次用兵，西域荡平，伊犁屯田，平定台匪，后藏用兵，及嘉庆初川、楚之乱，淮、浙、芦、东各商所捐，自数十万、百万以至八百万，通计不下三千万。其因他事捐输，迄于光绪、宣统间，不可胜举。……商人困之疲乏，两淮、河东尤甚。”富商的血都快吸榨干了，如何还能发展呢？

          （选自  田玉川著 《孟子良心观》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