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6月底，受CCTV总编室研究处邀请，我和《半边天》主持人张越、《艺术人生》制片人王峥、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俞虹(我的师姐)以及《大声说》节目主持人孙国庆一起，参加了中央电视台第九期电视论坛。

《电视论坛》是中央电视台为全台电视工作者举办的电视节目观摩及研讨活动。这期电视论坛的主题是《谈话节目：内容创新与深度提升》，论坛主持人是路一鸣。以下是助理根据论坛速记稿做的部分摘要。     

谈话节目的变化

路一鸣（主持人）：谈话节目变得越来越多的时候，就用更多新颖的手段，创新的手法去吸引观众，它的内核是不是变了呢？比如在《实话实说》时代，虽然崔永元在现场气氛调动非常活跃，可是它的内容、内核仍是非常严肃的话题。和杨总之前的《新青年》，主持人是柴静，它也是一个内容非常严肃的谈话节目，到现在唯众的这些节目《波士堂》、《上班这点事》、《谁来一起午餐》、《大声说》等的表现出更活泼的思想，您觉得这个变化是怎么造成的？

杨晖：在90年代谈话节目，它实际上是一种严肃的思想的余续，它比社会的发展慢半拍，是90年代谈话节目的特点，这个特点并不是本身的迟钝造成的。可能因为政策环境方面的原因，也可能包括当时我们对谈话节目的新样式的探索。过了2000年之后，大家对谈话节目的思考越来越多元，它能够变得跟社会同步或者尽可能快半拍，我觉得是电视本身的进步和这个时代的进步。

在10年前，《新青年》是给70年代后看的，我经常说这个节目是很直接把理想和激情贴在脑门上，不需要用特别的方式来表达。因为那个时代的表达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当《快乐大本营》特别火的时候，你用一种严肃的表达，更容易让观众注意到你。进入2000年之后，《波士堂》是给80后看的节目，《上班那点事》属于90后的节目，个人觉得，这个变化也带了很多时代的色彩，也染上了很多时代的特征。

路一鸣（主持人）：其实这个问题，我也憋了很久了，一直想问您：10年前的谈话节目好看？还是现在的谈话节目好看？

俞虹：我可以说其实这不是一个真问题，因为本身就是因人而异，就像青菜、萝卜一样，是因人而异的。中国的电视谈话节目，从96年开始到今天，在这13年当中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96年《实话实说》出现来带动了中国电视谈话节目的兴起，按当时的状况，基本是一种方式。整个形态是单一的，整个的状态和内容也是相似相近的。但是今天走向内容上的多元和形态上的多样，无从说我们喜欢谁，我们不喜欢谁，比如我觉得王峥的节目比较庄，杨晖的节目比较谐，庄和谐都有存在的受众群。我们要注意到在最初的谈话节目当中，更能看到谈话节目的本质特征。所谓谈话节目，我觉得从传播特征的角度来讲，就是以人际传播的方式，进行着一种大众传播活动。这种大众传播活动，最核心的三个要素是主持人、嘉宾、话题。我们一开始所关注的像《实话实说》给我们带来延续的谈话节目的风格，带来的是还原客厅的谈话节目方式，大众传播方式去给它传播出去。无论话题、无论人选，我们更可以看到这个谈话本身的魅力，语言的魅力、思想或者话题的魅力，嘉宾或者主持人的人格魅力。

但是在今天来讲，在市场化的这种背景下，我们的很多节目开始消解原来核心的竞争或者以前能吸引人的东西。杨晖06年的《波士堂》，还有《上班这点事》，还有今天的《大声说》是给中国电视谈话节目带来一些很多的东西。她提出的TV2.0的概念，把许许多多不同节目形态的元素用到她的谈话节目当中。她在节目当中所传递出的那种90后也罢，80后也罢等等，已经不是我们所看到的90年代那种谈话节目本身的那种特别核心的东西。它是变化了，《大声说》是谈话吗？现在的谈话节目确实是从谈话的本身、人际交流本身开始走向带有辩论性的节目。

    我特别欣赏刚才张越所讲的这个故事，尤其在故事背后它所蕴含的东西，个人认为，谈话节目无论庄也罢、谐也罢，幽默也罢、娱乐也罢，和真正的娱乐节目或综艺节目有很大的不同。以意义价值的传递最大化一种节目形态，如果消解结构意义本身，你再辩，再娱乐、轻松，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忘记了自己的起点，消解了意义的本身就有问题的。

   路一鸣（主持人）：俞老师不愧是学术专家，一下就把谈话节目目前面临的死角谈出来了，我本人也参与过很多谈话节目的策划和主持，多数是谈话节目的策划人或幕后的工作人员，我跟他们合作的时候有一个共同感受就是，如果这个节目意义、价值突出的非常强烈，我们对它的收视率会非常的关心，我们会想方设法去打破这样的意义价值给人带来的压抑和沉重感，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俞虹：我觉得你把利益和价值从某种角度来讲你给理解偏了，其实意义和价值它在形式不冲突的，有的形式本身就是内容。形式能带来一些内容，形式和内容不是一个冲突。曾经做一个电视新闻评论节目的论坛的时候，当时一个在座的提问，评论节目是否能够改变形态？能否换成娱乐的方式。他的意思是评论节目究竟是应该穿西装？还是也可以三点式？我当时的回答，我们的观念还是有一点差异的，比如他觉得可以进行一些改变。但我个人觉得可以在西装上加点元素，但是无法变成三点式！

路一鸣（主持人）：当我们话题转到谈话节目的结构一致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问题杨总有发言权，因为你创造了这么多谈话节目的形态，都给我们一个新的感受。从10年前，过度到现在的状态，当加入新的形态，或者新的环节、新的结构方式的时候，您怎么保证谈话节目本身要传递的意义和价值不受损害？

杨晖：每一个人讲话的表达方式和风格会有不同表现的效果，但各种方式都是为了清晰的还原表达本质。你想表达什么，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就像刚才王峥说的，最复杂的就是最简单的，我们做一个媒体的从业人员，用电视或者报纸各种方式来表达的时候，或者你代替观众表达的时候，实际上，你有一个对这件事情本身的看法。

    对我们来讲，现在是一个很独到的时代，你说什么很难有人听，所以你可能要采取别的方式。有时候我们觉得《上班那点事》太不正经了，就半个小时的时间，可能八句半全是废话。在你睡觉之前给你一杯安睡奶，阿Q式的调侃，给你一个对职场的态度，告诉你职场不过如此，没有龙潭虎穴那么深，观众就365天都这样坚持。如果说，上海是无数白领的表情构成这座城市的表情的话，那么《上班这点事》一定记录了城市很多白领的喜怒哀乐，我们回过头来看2007年上海、2008年上海，除了新闻以外，还有节目还能记述他的表情，《上班这点事》应该算一个。

除了谈话节目本身的本质之外，还有一个你的谈话节目是在电视上呈现的，除了听，一定要有看头。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改变的原因，我也并没有舍近求远，我只是问电视是怎么回事？

《波士堂》就是让老板过堂。在中国没有人敢让最有钱的阶层怎么地，都是供着。可我们说你不能打领带，不能穿西装，你只能穿个衬衫或者体恤。没了包装，坐在那跟邻家老头没有什么区别。实际上大多数时候，没有面对董事会的时候，没有面对商业问题的时候，他其实就是那样的。很多财经节目把他当商人看的时候，我们先把他当人看，甭管你叫王石还是万科董事长怎么着？我们不管。我们就知道王石你是一个中年人，先告诉大家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你是怎么长大的？我们去掉了很多外在的东西，还原了自己，慢慢在你心里认识它、了解它、理解它、你才能喜欢它、爱上它，但它还是一个财经节目。所以再讲商业的时候，房价到底是不是贵的？这时候所有人安定了。

我刚刚讲，对于观众这个划分，这个时代逼迫你划分。我们有一个核心人群的概念，从核心人群到延展的人群。我们尽可能影响，你不断影响外面的人，它是有（波幅）效应的，你用一个石头先投下去，但是我觉得我至少先得砸中一群人。还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是市场化独立的制片公司。我们得让各个电视台看得中我们的节目，所以我们有八个字：人无我有，人有我新。这样才能让自己更有生命力，才能活得下去，才能谈生存，接着再谈发展。如果没有这个核心人群的话，就不行。

因此，创新是你不变的活下来的手段。

未完，期待下篇——谈话节目：内容创新与深度提升（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