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在ＣＣＴＶ－２讲座上的发言(六)
(2007-02-01 15:49:37)| 分类： TV2.0------ |
问：
TV2.0的概念，你是作为一种你们节目的表现形态来思考还是作为一种推广的形态？
杨晖：
是一种电视的观念。它包括了我们节目本身的定位，包括形式上的表达，同时更包括了我们对受众的理解。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互动的，体验式的，及时的东西。在这点上，我会更加强调2.0的特征。我们在推广的渠道上也是这样做的。周末只要有时间我都会参加5G上海论坛，你要在一帮互联网的人当中跟他们大谈互联网是很难的事情，但是我觉得非得这样不可。每一次我都会做很好的准备跟他们去谈我对互联网的理解，再请他们用他们的智慧来和我一起思考电视的未来。这对我来说是挺好的，这是向新媒体去了解和学习的机会。
问：
你们做《波士堂》大概是多少人？什么样的结构？
杨晖：
到现在为止《波士堂》一共四个导演完成所有的工作，我们连制片都没有的，这也是我从资本家那里学到的，CNBC就是这样的。关键还是在于你运营和管理的模式。我做《决策》就是3个半人。那时我每周有两天在学校念书，有三天飞到上海上班。现在《波士堂》每个月录一次，四期节目。我之前在湖南台的时候，做《新青年》得要14个人左右。做这样的节目，我们的导演基本上都是80以后出生的，他们的悟性和工作的激情令人尊敬。这些年轻人他要的是你给他一个空间，让他有更多施展才华的机会，而不是大包大揽。哪位嘉宾可以做，谁不可以做，由我说了算。其他的东西，导演来完成。当你修改台本，他们从13稿到只需写3稿以后，你就知道哪个导演出师了。我觉得带团队培养团队是蛮大的学问，慢慢你就要学会一定不是你自己来，是他们来做。尽管他们很年轻，才24、25岁，我会要求他们每个月轮流做一次召集人，一个月所有的事物都是由他一个人来负责，你不要小看他，他会做得很好。他有的时候会比你想的还要仔细，弄完以后给你一个手册，一些心得写得非常好。
问：
策划也没有？
杨晖：
我和我的导演。
问：
营销有人吗？
杨晖：
有。
问：
做一期节目的周期是多长？
杨晖：
一个月一次，一个月录一次。
问：
人群定位的年龄段有没有？
杨晖：
其实没有。这些美女观察员她们的爸妈都特喜欢看，我的妈妈爸爸也喜欢看。我把这个节目锁定中产阶级这个概念之后，我又最大限度地用我的表达方式让更多的人进入到我的节目当中来。要不然没有办法支持收视率。尼尔森的调查达到1.2，如果大家看的面不够广的话，会有问题的。
问：
节目的主嘉宾有没有选择的标准？
杨晖：
有。比如说他在业界的影响力，他的公众知名度，还有他的个性魅力。他是不是有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再有一个就是他的成长性，还有一个最直接的新闻性，也许有一个新闻事件带动。比如卫哲，他第一时间在《波士堂》宣传加入阿里巴巴，这是我们要关注的事情，卫哲就是因为及时，等于是今天录完，后天就播出了，在那种情况下收视率是1.0，应该是很不错的收视。
问：
《波士堂》是非常特殊的、非常异类的财经节目，不知道你看中央台的节目，包括二套，一些跟企业家有接触的，像《对话》、《绝对挑战》等等，有没有一些价值，当然我的初衷也是善意的。
杨晖：
中央二套所有的节目，在我看来因为是中央台，所以我个人觉得他可能会有一些在表现形式和受众目标上的一些微小差别。但是并没有本质的差别。我觉得中央台的节目和地方台的节目在定位上是有差别的，换句话讲，中央台的节目就应该是这样的，它的DNA就是这样的。我绝对不相信中央台会容忍《波士堂》成为主流，不可能。
在中央台我会非常乐意做像《对话》这样的节目。我个人觉得在我骨子里有很强的精英情结，但是一定程度上我在向市场妥协，同时我也希望自己能够用一种更加洒脱的方式来表达思考。当年做《新青年》的时候我特别希望把我的理想表达出来，后来我发现这未必是最好的方式。反过来说，像易中天、于丹这样，把《三国》、《论语》说到那样，我觉得是一种境界，他们有那个本事。
问：
中央台好多节目，好多优秀栏目都是被警告的，是收视率的问题。像《面对面》、《艺术人生》等。你怎么看?
杨晖：
我去年做了一个调研分析报告，关于影响力的问题，我想我可能会用影响力来说服他们。我自己对收视率这件事，在湖南卫视的时候我也遭遇过，那是紧箍咒的事情。1997年以后我就一直面临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大家都是勇敢者，我是懦夫。我后来没有顶住，非得把《新青年》变成《谁是英雄》，也不得不撤掉《千年论坛》。
大家的说这些都是表达我们央视人在优越之外的痛苦，很简单，很多事情有得必有失，你承受这方面价值的优越的时候，你必定是有来自另外一方面的压力，这就是平衡。当我别无选择，我又需要发出我自己的声音的时候，我觉得只能对我自己有更高的要求。我希望大家内行的看这个节目也觉得还行，看热闹的也觉得看到了，基本上是这样的心态。
《波士堂》是不是你自己满意的节目？
《波士堂》是我第一次能够自由创作的东西，这是特别难得的一点。我只能讲我做的节目要在频道立足，我必须要找到一个大家都喜欢的表达方式。我们制造产品一定要从由自我考虑变成他我的考虑，这是很多人不能转变的问题。我做《新青年》是很自我的，我很少考虑观众想什么，而现在我必须要考虑观众在想什么。受众的传播权利比我们自己作为媒体的传播权利更重要，因为你的权利就是观众给的。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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