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檗希运禅师游天台，逢一僧，与言笑，如旧相识，乃偕行。属漳水暴涨，师指笠植杖而止。僧窔衣蹑波，若履平地，回顾曰：“渡来渡来。”师曰：“咄！这自了汉，吾早知，当砍汝胫。”僧叹曰：“真大乘法器。”

               ——《五灯会元》

《文统与政统之间》这部书是我所申报的山东省社会科学课题的结项成果，也是我最近几年关于文学的思考的结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古代文学被从历史中分离出来进行抽象的研究，使文学史变成了概念、范畴史，最多添加一点哲学，稍微联系一点历史作为点缀。这些研究显然是将文学真的当作一个相对封闭的有机整体了，比如诗歌，从《诗经》到乐府，从四言到五言再到七言，从古体到近体，确实有一个发展的线索，但这些形式上的些微变化真的有那么重要吗？看看今天的现代诗，再回头看看两千多年前以四言为主的《诗经》，就会得出答案。在文学史上，确实有些概念被反复提到，比如“比兴”，比如“韵味”，比如“格调”，比如“性灵”，但这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因为这些概念每出现一次，意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还有一段时间，有人提倡纯文学，认为文学离政治现实越远就越纯净，因而也就越高雅。实际上，从来都没有什么纯文学，离开了社会，离开了历史，文学什么都不是，什么用都没有，甚至连庄子所说的“无用之用”都没有。

现代人进行文学写作，当然有人只是为了自我表现，为了抒情，为了表达自己的人生感悟，但不可置疑的是，更多的人是怀着功利目的的，为了出名，为了挣钱，这些都无可厚非，毕竟生活很重要，先有物质，才有精神，没有了身体，也就没有了思想。由今推古，亦应如是。古代文人的功利之心可能没有今天的文人那样急切，但个体生存也绝对重要。通观古代作家，自娱自乐的人有，梦想以文学留名后世的人也有，但更多的人首先关心的还是个体生存，虽然有所谓“诗穷而后工”的说法，但绝对没有几个人甘愿忍受穷困。所以，古代文学创作绝对不像一般所认为的那样单纯，明清时代的通俗小说写作是为了赢利，自不待言，即使是诗词，如果真的如古人所说的“诗能穷人”，也不会有人去写作。在若干个朝代，诗是科举考试的内容，即使不以诗赋考试的时代，诗赋写作也可以使人成名，而成名之后功利就会接踵而来。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古代文学，许多问题就会豁然开朗。比如清代“神韵说”的倡导者王士祯，比如乾隆年间“格调说”的倡导者沈德潜，都是典型的例子。也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理解明清易代之际的汉族文人的困惑彷徨，钱谦益的反复固然可耻，但即使是那些意志坚定的遗民文人，在内心深处也是自我交战不已。再比如朱彝尊，前期坚决反清，而博学鸿词试一开，他几乎毫不犹豫地应征了。要保持人格独立、道义尊严，谈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也正因为如此，像姚鼐那样的选择才让人崇敬，道既不行，归于江湖，这让人想到孔子的“乘槎浮于海”的誓言。

但另一方面，个体生存之外、名利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人生百年，如果真的只想着自身，只想着名利，蝇营狗苟，死后真的与草木同腐了，真的与动物无异了。即使没有不朽，即使没有永恒，为社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本身就会使人生有意义。据说王安石因为一句话而努力奋斗，终于成为一代名相，这句话是一个叫雪峰的和尚说的：“这老子尝为众生作什么？”佛教中有“自了汉”一说，指自己明白佛法，但是无法普渡众生的阿罗汉。现实中的很多人是只关注自己，只关注功名利禄的“自了汉”。我想起流行歌手王菲所唱的歌曲《单行道》中的一句歌词：“一路上有人付出虔诚为不认识的陌生人祈祷，有人过了一辈子只为一家几口每天都吃饱。”有的人为个人温饱而奔波是不得已，但更多的人不愁温饱还是只求“自了”。也正因为如此，清代那些坚守道义的文人才值得敬仰，像王夫之以道义为精神支柱，度过了最为艰难的岁月，心中想的仍然是天下大众。还有一批考据学者，虽然忧于生计，但还是希望自己的学术研究能够对社会有所助益。特别是清代通俗小说中的那些文人英雄，将救济天下为己任，其境界当让那些现实中的“自了汉”羞愧不已。

以上这些想法，都体现在我对康雍乾时期文学的论述中。这部书实际上是我的研究报告的一部分，研究报告原文40多万字，限于版面，在出版时只有删减。书中有个别章节是我原来发表的文章，因为我在《中国十八世纪文人小说研究》中已对康雍乾时期的叙事文学有了论述，所以本书重点谈论的是诗文，只用两节的篇幅讨论小说和戏曲，这也因为诗文最能体现风雅诗学复兴这一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