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叔父的挽歌

暮秋的清晨，坐在窗前读报，看到文中吃羊肉泡馍的情节，突然就想起了叔父，想起叔父带我去街上的饭馆吃羊肉泡馍的情景来……

 16年后，叔父又一次在我的记忆中复活……

  叔父是一个普通的乡村教师，二十多年间，一直在乡村教书育人。他是老三届的高中生，那个时候在我的故乡能上到高中毕业已是凤毛麟角。叔父曾告诉我他们班的同学绝大部分后来都考上大学，叔父二十年后向说这番话的时候，我依然能感觉到他目光里搀杂的失落。我叔父本想补习再考，可我爷爷说，别念了，当农民没有啥丢人的，人老几辈都这样过来了，咱家缺的是劳力，回来挣工分吧。那时侯，我们家有二十多口人，叔父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选择了回家务农,我完全可以想象他内心当时的挣扎和痛苦。我爷爷在关乎孩子命运的大事情上向来是眼光短浅，（我这样说似乎对地下的爷爷有些不敬）他后来硬是鼓动我奶奶把我父亲也从工作的铜川市叫回农村务农，父亲当时是一个电车司机。父亲回到农村后一直生活得很辛苦。

  叔父回到农村就被请去当民办教师。做民办教师的好处是每天不用下地同样可以挣到十分工分，连农村最强壮的劳力也就是十分工（相当于五毛钱的收入），这在当时是令人眼红的差事。教了两年小学，我叔父就被调到镇上的初中。叔父一直带初三毕业班的数学，还当着班主任。他书教得好，多次被县教育局评为教学能手。在学生面前叔父从来没有当老师的架子，学生没开水喝就跑到他的房子倒，甚至不用敲门喊声报告。我们村和我同样大的有十几个人，他们把碗筷全放在我叔父的房子门背后的橱柜上，吃饭的时候十多个都挤在叔父的房子里。几年里都这样，叔父从未嫌弃过。在学校，叔父为人谦和，平日说话从不高声，和同事从没红过脸，见了同事总是不吭声从口袋摸出一支纸烟递给对方，他自己则喜欢抽旱烟，时常把烟沫子放在纸条里卷成喇叭样子。

  我上初中后就和叔父住一起。有一个冬天的夜晚自己竟然尿床了，自己羞愧难当，叔父一句责怪的话都没有，第二天一早就把被子晾晒在门前的铁丝绳上。做为民办教师，即使付出的再多，教得再好，工资却很低，比起那些公办教师来要差很远，可是叔父从来没有抱怨过，他反而觉得这已经不错了。就那点工资，每到发了工资的时候，叔父就高高兴兴地带我去镇上的街道吃羊肉泡馍。学校的老师家里过事，叔父给人家行了情，人家请客的时候，叔父也要拉上我，我那时侯总躲着不去，后来叔父就找到我的教室里拉着我去，还责备说：“看你喔东西，叫你就去，喔怕个啥？”

  我那时候一见考试就慌张，有次考完数学，还没到交卷时候，我就匆匆把卷子交了。吃饭时候叔父问我估计能得多少分？我说都答对了。叔父没说啥，过后分数出来后，我只得了89分。叔父把卷子拿给我看，一边生气地说：“慌里慌张的毛病啥时候能该呢？”我羞愧而无言。

  高二的时候，我在班上考了前六名，学校的副校长和我叔父熟悉就给叔父说了，叔父后来问我：“期中试考了第六？”说起这事的时候，他显得很高兴。但他又说，毕竟才考了第六名，还得加把劲。

叔父家里盖房的时候，我上高三，我请了两天假回家给他帮忙，可他又把我撵回学校。叔父说，少你一个人帮忙，房子可能会迟一点盖起来，可是短下了课咋办？

  我高考的时候，叔父硬是给我的口袋塞了30块钱。并且还在考试的第二天自己骑了20多公里的路来县城的考场外，等我从考场出来，他又拉我去西瓜摊买了一个大西瓜要我解渴。我明白他是想在我身上实现他未了的心愿。可惜叔父的夙愿再次落空。这个愿望直到1997年叔父的二女儿考取了西北大学才得以实现。其时，叔父已在故乡的土地下沉睡六年。然而，人生无常，世事难料，多么娇嫩的花也经不住风吹雨打，我的这个年仅29岁的堂妹也在2006年被癌夺去了鲜活的生命。

  叔父病逝于1991年。那年49岁。

  他先是感觉浑身没劲，后来是肚子难受。找乡村医生看了，说是胃炎。打了几天吊瓶，没有丝毫效果，转到县医院，县医院依然按胃炎治疗，一星期后病情反而加重。后来托人找来院长，院长看后怀疑是脑瘤，建议赶紧去西安的大医院。我们的心一下子都揪起来。觉得院长是胡说八道。后来叔父转到西安的中心医院。检查结果，果然是脑瘤，而且是恶性的。这个噩耗让同去的家人悲痛不已。我婶子当时就昏倒在医院。

  我哥和堂哥还有我婶子的兄妹轮流守侯在医院，医院晚上病房只要求病房留一个人，为了节省下钱给叔父看病，家里的来的几个人每天晚上只好在住院部门外的通道上打地铺睡，身下是冰凉的水泥地板，窗外是飕飕的秋风，还有几天就该是冬天了。

  我们托人找来一个姓乔的副院长，希望他告知我们实况。他说，做手术成功率很小，而且花费上万。他的意思让把人拉回去，免得人财两空。我们的意见那怕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也要争取。医生说，那好吧，准备好一万块钱，一万块钱在那个时候是多大一笔钱呀！学校给解决了两千，其中包括师生们捐助的。剩下的我们分头去借。我们把能求的人都求遍了，甚至把不该求的人都求过了。钱总算凑够了。家里人对叔父说，手术做了，就好了。可叔父总是摇头，他用低弱的声音说：“回吧。你们别瓜（傻）了，我知道这病好不了了。”他甚至对前来医院看望他的我七爸说：“这一回，打到麻骨上了。”可见他心里是明白的。没有人告诉叔父叔真相，也许他是从我们的表情上看到了自己的病情---尽管我们都尽量在叔父面前装出轻松的样子。父开始拒绝服药，后来常常把我们伸到他眼前的药掀翻。他的脾气似乎也异常的坏，我以前从来没看见他发脾气。

叔父被推进手术室的那一刻，站在手术室外的我们心蹦得紧紧的。那一天，在我的记忆中比一生还要漫长十倍。

  叔父的手术后8天才醒过来，家里人都露出少有的笑脸，我们甚至请医院的医生护士吃了顿饭。可是20天后，叔父在病情再次复发。医生无奈地摇摇头。我们都明白了，叔父大约是在劫难逃。我们的泪再一次噼里啪啦地掉下来。命运为什么不肯放过像叔父一样的好人呢？大哥叫来一个出租车，准备把叔父送回老家。可出租车司机一看叔父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就要求我们加钱。都这个时候了，我们还有什么选择，只好给司机加钱。叔父被送回老家没几个小时就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第二天，我大哥来找我，看见大哥红肿的眼睛，我就意识到不好。果然，大哥说：“大爸（老家人把这样称呼叔父）昨晚上不在了。”没等大哥说完，我的泪哗的就下来了，当我一路哭泣着回到家的时候，叔父已躺在为他支撑起的木版窗上，他戴着一顶兰色的鸭舌帽，脸上覆盖着一张白纸，右手还握着一把扇子。我抓住他的手，他的手僵硬而冰凉。啊，叔父，他再也听不见儿女们撕心的哭喊。

  叔父走了。留下三个年幼的堂弟堂妹，绝别了他心爱的课堂和学生。我想，他一定走得不甘心，不甘心呀！毕竟，他还有许多的牵挂，许多的牵挂。

  叔父下葬的那天，天空飘起了雨夹雪。学校来了几百名的师生为他送行，哀乐声中，我们送叔父上路……

2007年10月31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