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总是充满了一些反常的逻辑：且不说造恶的不得恶果，起码为善的不得善报是常见的事。小说中李大头肇事出逃，大毛对受害者施以援手反而惹祸上身，而作为“目击者”的“我”不得不面对令良知进退维谷的的尴尬——揭露真相有损于他与李大头的哥们义气，坐视不管有悖于社会道义，私利与公义尖锐抵触，最终竟是私利坚定了立场。当然，以任何唱高调的价值标准来批判“我”的徇私都流于肤浅，谁不会喊几句“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之类的口号？良知基于人悲悯的底线，“我”目击事发后内心聚起风波，至少证明他在意这事以及事中人，悲悯尚存（否则视若无睹不就得了）。但他难以将良知的意识践行为现实的证词，多少是求个明哲保身的清净，他实在对良知惹的祸心有余悸------火车站那次倒霉的经历让他受够了。呼吁社会良知永远是件轻易而动听的事，然而社会反馈都不能给良知之举保障个人最起码的尊严（先不谈利益），要求唯良知是从真是勉为其难了，况且这样良知本身的意义何在？有多少人相信良知本身仅仅是个人对社会的无偿献祭？小说在这个“目击者”身上寄寓了太多值得我们反思的东西。或许良知本不是一种绝对单向的救助，应是种双向（救助与被救助者）的理解。只是社会现实的人情复杂大多不合良知期待的理想逻辑，无奈，奈何。

  小说结尾一笔破具辛辣的浪漫主义色彩。李大头身患绝症而去自首，当然不仅是揭示人之将死，其行皆善；他临死得太凑巧太及时，恰恰让好心人心痛的大毛脱离嫌疑。要是没这个凑巧呢？此事何去，诸人何从？值得反思。

我附加的话：在此感谢徐振宇的点评，感谢责任编辑杨中标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