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侯家穷，小学三年级我就和同村伙伴提上竹蓝去十里外的柳村贩桃，柳村不长柳，却到处是桃园。五毛钱很大，竟然批发到二十斤挑，小竹蓝撑得满满的，而且还免费吃了一饱。和一个同伴去邻村卖，半路碰到一个骑自行车的小伙子，问桃咋卖？我说，一毛钱两个，他把车子撑在一旁就吃，狗日的真能吃，一口气吃掉五个最大的，他把嘴一抹，掏出十快钱硬硬地说，找钱吧。我和伙伴大眼瞪小眼，十块钱，那是多大的钱，谁能找开？我们愣住了。他却催命鬼似的喊，快点呀！我怯怯说，老哥，你是第一个卖主，找不开。他鼻子哼了一声，说那就不怪我了，说完就骑上车子大摇大摆的走了。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我们哭了。

  小镇每逢二五八都有集，我从镇上的冰棍厂批发到冰棍，三分钱一根，零卖五分钱，一根能赚二分，一箱能装五百根。冰棍上捂着厚厚的棉垫子，怕走凉气。我把草帽压得很低，还戴一墨镜，怕碰见熟人。“冰棍五分，冰棍五分……”我的叫卖声清脆而酸楚。突然眼前闪出一个熟悉的影子，我的心一下子乱了，我看见了英子，她就坐我前排，很好看的脸蛋，我平时一看见她就脸红，心更是扑通得厉害。“卖冰棍的，拿一根冰棍”英子走过来说，我没有抬头，手伸进箱子取一根慌乱地递给她，很快把手收回。她说，给钱。我接钱时却接住她温热的小手。她说，你这人长眼没有？说完把五分硬币当啷扔地上拔腿就走。我感觉她是真的生气了，显然，她没认出我。她走远后，我抹一把额头，全是汗珠子。

  十二岁的时候，我上初中。暑假里，天刚麻麻亮，我就起来了，我娘这个时候已给我煮好荷包蛋，给粗布口袋里塞几块馒头，临出门的时候，娘会递给我几十快钱，叮嘱我装好。我把钱塞进内裤的口袋，然后再用扣针扣牢。天刚亮，我已经到了二十多里外的礼泉县蔬菜瓜果批发市场。在那里，我批发到甜瓜，豇豆，茄子，西红柿，黄瓜。然后就用驮到离县城十几里外的乡村去卖，最多一次，我驮了一百四十斤的西红柿，记得推着上坡的时候，自行车头老往起挑，我只要使劲往下压。未到村口的时候，我就练习叫卖，可是第一次真正喊出那一腔时，我还是一头的汗水。饿了，就扯开挂在自行车头的粗布口袋，拿出我娘早就我我准备好的馒头。出门三辈低，见了比我大的男的一律叫叔，女的一律称姨。有更老的就大爷大婆地叫。就这，还差点让人当成流氓扭送公安局了。那天，我去批发市场，有一对姐妹拉了一架子车西葫芦，一个在前面拉，一个在后面推。我问，西葫芦咋批发？前面的说，三分。后面的说，二分。我就说，你们俩是一个东西，怎么还一个三分，一个二分呢？谁知，她们一下子放下车子，挡在我前面问我骂谁哩？我当时就懵了，说，我没骂谁呀？姐妹俩不依不饶责问，你说我们俩一个东西啥意思？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有人喊，这还不叫骂人？你小伙子欠收拾呀！我是越说越说不清。后来只好做贼一样溜走。那时侯，一天能赚到五六块钱。其中，有两三块都让我买成了杂志看。

  高中时，我已是十六七的大人了。暑假一到，我就和同村的同学去西安的康复路批发到气球，发卡，顶针，皮筋，塑料喇叭，塑料口哨，小木鼓，塑料小碗等小东小西，我们骑上自行车拿这些东西到二百里外的彬县山区换破烂，鞋底子，毛辫子，烂铁废铜啥都要。彬县到处都是山，沟沟坎坎，高高低低。一进村口，我就把塑料喇叭吹地响亮响亮的，把小木鼓摇得哗啦啦的，孩子们听到响声就把我围过来，然后就跑回家到处搜被母亲乱七竖八扔在墙角，柴房的鞋底子，毛辫子。等换到塑料喇叭就高高兴兴地一蹦一跳地跑开了。有的小孩子就一直跟我后边看热闹。晚上，我们住在县城西头一家私人旅社，一个晚上两快钱。一个大炕，睡十几个人，都是些蓬头垢面的主，跳蚤在身边蹦来蹦去的，可是那些累了一天的人们根本顾不上蚊虫的叮咬都扯起响亮的呼噜声。在他们打雷一样的声音里，我一点都睡不着，后来把房东家的架子车拉在院子里睡。我对房东说，跳蚤蚊子太多了，而房东说，大宾馆没有，还有空调，你去住呀？两块钱一个晚上，还要怎么？我哑然。一次，我把自行车推上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山上，凭经验，凡是路难走的地方，去的人少，一般都会收获不小的。那天，一个在我看来淳朴得不能再淳朴的女人拿了一条长毛辫子，问我给多钱？我一看，有两尺多长，按照我们当时的估价，最少能卖到三十块，就顺口说，十块吧。我本想女人一定会说，十五吧。可她却说，十块就十块。女人的干脆和豪爽是我始料未及的。回到住宿的县城，我有些得意地对伙计们说，今儿个拾了个便宜货，说着就拿出那条长长的辫子在他们眼前晃了一下。有人问，多钱收的？我说，十块。他们笑了，说，最多值两块。我说，多长呀？这时候，走过来一个，把我收的辫子用力一拉，结果断了，再一拉，又断了。原来那辫子是一扎长的短头发接的。此时，我才知道自己上了那个女人的当。她淳朴的形象一下子变了形。

  至于吃饭，也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山里很少有吃饭的地方，只有碰到稍微平坦一些的塬上小镇，才有吃饭的地方。有一次，我们几乎一天都没有吃饭，太阳搭山后，才在沿路找到一人家，住户是一个老太太，有七十多岁，老人家给我们两个人赶擀了二斤干面粉，我们一口气吃完。而且没有醋，只放了一点粗盐。我问老人要醋，她说，山里人吃饭从来不放醋，那多糟践呀。这件事至尽还十分清晰而深刻里烙在我的记忆里。

  岁月不居。

  二十多年后，生活在大城市里的我衣食无忧，可那些记忆中的片段却根一样扎进我记忆的土地。

  曾经的磨难，让我感恩，曾经的磨难，让我珍惜。

高涛2007、7、8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