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燕大盛会

领袖的一篇文章，让美国人司徒雷登在中国成为家喻户晓的反面人物。他创办的燕京大学，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不被人们提起。很少能有人认识到，燕京大学在民国教育史的地位，也许只有创建于抗战期间的西南联大可以与之媲美。如今，政治正逐渐给真相和人性让出更多的空间，燕京大学开始被人们提起，然而，燕京精神的载体——那些至今健在的燕京校友，都已经垂垂老矣，多年之后，我们也许只能凭借文字，来了解中国教育史上的这个奇迹。

《中国周刊》记者  陈远  北京报道

北大英杰交流中心右边的一个角落，很少人会注意那个不起眼的牌子：“校友会”。

穿过长长的走廊，一间不到30平米的办公室，便是燕京大学校友会的所在。1952年，这所风光旖旎的校园换了主人，燕京大学从此不复存在，北京大学从沙滩红楼搬到这里。

2009年，燕京大学建校90周年， 4月18日，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燕京校友重返燕园，举行他们一年一度的校友聚会。此前，一个消息在外流传：这次聚会，也许是燕大校友们的最后一次。

 回家

“我们并没有对外宣布是最后一次，但是大家都有这种预感。这些年，我们的年纪越来越大，每次聚会，都有要好的同学离开人世的消息。今年正好是建校90周年，规模会比较大，也比较隆重。像这样规模的聚会，以后应该不会有了。”燕京校友会的美国代表国仲元告诉《中国周刊》记者。

黄宗江兄弟三人，曾经同时在燕大读书，同住一间宿舍。黄宗江从来没有忘记过，注意学生动态又擅长表扬学生的司徒校长，每次见面时，都会笑咪咪地问他：“最近游泳了吗？”但是,在反右和文革时期，他们不敢说自己是燕京毕业的学生。“那时候，谁敢说自己和司徒雷登有过联系？谁敢说自己是燕京的学生？那不是找死吗？”几年前，黄宗江老人对笔者说。因为保留一张司徒雷登的照片，这让黄宗江在众多罪名之中多了一条：“司徒雷登的黑宠儿”。

更不要说聚会。谁敢？

但是，就像黄宗江从来没有忘记过司徒雷登对他的关怀一样，燕大校友心中也从来没有忘记过他们的母校，没有忘记过“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校训。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政治气候回暖。新华社的张贻与北京市体委的马健行商量，可以利用新华社的大餐厅来组织同学聚会。

经过筹划，20多个燕京校友聚在一起。多年不见，大家都很兴奋，那些聊不完的话，都是关于燕京的。那是一次低调而又热烈的聚会。以至于多年之后，人们都不能准确地记起聚会的日期。

谈话中，大家都觉得，这样的聚会，每年至少应该有一次。马健行和张贻考虑，应该把散落在世界各地的燕京校友组织起来，成立校友会。

不久，校友会成立了，当时到会的只有当年的老师和学生几十个人。从那以后，参加聚会的人，像滚雪球，越来越多。

在此更早之前，一二·九时期的燕京校友，大概有四五十人，也曾不定期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聚会。联系人是陈鼎文，参加者都是熠熠生辉的名字：黄华、陈翰伯、吴世昌、朱启明……

肯定还有其他的燕京校友们，也在进行着这样的聚会。不过，那时的聚会，还都是“自发”。

从“自发”到“自觉”的变化，是在1984年5月4日，北大在燕园举行校庆和校友返校活动，同时设立北大校友联络处。燕京大学校友会和西南联大校友会被分别纳入进来，由北大校方办公室和每年返校聚会的活动场所。

那一天，雷洁琼先生在北大贝公楼大礼堂宣布：“燕京大学校友会成立了！”让无数燕大校友的心激动无比：他们终于可以“公开”地活动了，他们终于可以骄傲的对别人说自己是燕京人了！

局外人无法了解，燕京人那种被压抑的情感：32年，不敢说出自己母校的名字，不敢说出爱，同学之间不敢联络……

现在，这一切，成了过去。因为被遮蔽的太久，外界还不了解燕大的成就，也不了解燕大在教育史上的地位。那都没有关系，心中有自信，就不在乎外界的毁誉。

经历了32年之后，燕大人会到了自己的家，这个历程中有多少艰辛，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天涯若比邻

45学号（指1945年入学）的王百强，今年75岁，曾经参与《燕京大学史稿》一书的编撰，人称“燕大百事通”。本来和老人约好了采访，但是第二天早晨，他急忙忙打来电话：“小陈，我们的采访要推一推。我爱人一下子病的很严重，现在120在我们家等着，我马上要去医院。”

生病，对于大多年事已高的燕大校友来说，是常有的事。

常驻校友会办公室的负责人白荫良老人，看上去一个很古板的老人，只有处久了，你才能感受老人的幽默和接人待物的善意。他告诉《中国周刊》记者，他现在身患肝癌和膀胱癌。“但是没办法，这一堆事还要来操持，就我们这些人了，后继无人啊。”老人指着办公室里的另外两个工作人员感叹，不过，这感叹中不存在一丝抱怨的成分。

后继无人，是燕京校友会面临的最大问题，《燕大校友通讯》有个特殊的栏目，让人不忍读。栏目叫《哲人其萎》，刊登燕京校友去世的消息。最近两年，出现在这个栏目里的燕京老人越来越多。张芝联，林孟熹，贺宝善，张大中……这些老人都曾经和我聊过往事。如今，斯人不在。

办公室常在的人有四个：白老师和另外一位刘老师都是79岁；最年轻的舒老师，78岁；年纪最大的是老会计，81岁。“老会计住在东三环，每周来一次。我们也没有什么帐，主要是校友们为资助《燕大校友通讯》的捐款。”舒老师对《中国周刊》记者说。

白老师、舒老师、刘老师每天都到办公室，刘老师住的远，每天六点多就要起床。他们的工资是象征性的，与其说他们是工作人员，不如说更像义工。但他们乐此不疲，问及是什么支撑着他们，他们会说：“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虽然对于这个校训，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理解。

他们负责联络散布在世界各地的校友，寄发每个月一期的《燕大校友通讯》。

《燕大校友通讯》是随着校友会的正式创建创刊的，到今天已经25个年头。每期的通讯，不仅刊发校友们的忆旧文章，还会有各地校友的最新动态。

出版的经费是靠校友捐款来维持的。每期校友通讯的最后面，总会有一个《资助〈燕大校友通讯〉芳名录》，25年来，这个名录的名单越来越多。校友们现在已经把《通讯》看成是“燕京”的象征。

“捧读《通讯》，就像静坐在母校图书馆，也想在教学楼听师长教导，更像同学们围坐在老师会客室进行学术探讨各抒己见。”40学号的唐山校友谷端悌，在最近一期《通讯》上发表的文章中写道，“有了《通讯》我就感到‘燕京’仍在。”

这一段时间，办公室的三位老人忙碌非常：布置会场，接待即将返校的校友，安排校友们的食宿……

他们有点应接不暇，临时找了一位校友过来帮忙。

之前，王百强在电话中告诉《中国周刊》记者：“今年的聚会，雷（洁琼）老和黄（华）老因为年事高，无法参加，但是他们都写了书面的发言，到时由别人代读。侯（仁之）老可能会坐着轮椅参加。你想想嘛，他们都多大年纪了，我75岁了，可是在他们面前，我还是个年轻人呢。”

美国、法国、加拿大、台湾、香港的校友们也会专程“回家看看”。“这一次，海外回来的校友有70多人，现在还在统计当中，可能是历次返校活动中回来人数最多的一次了。”国仲元说。

居住在美国的巫宁坤，当年是燕大的教授，这一次聚会他“回不来”，他让《中国周刊》记者看到他的那些老朋友时，代他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