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李泽厚

陈远

最近几年，对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回顾成为文化界不小的热点。看起来，八十年代也的确有让人怀念的理由：理想的旗帜高高飘扬、政治空气前所未有地宽松、文化界众声喧哗地显现出多元的气象……不过，如果真地从文化角度来回顾八十年代，毋宁说那时文化界的发声浮嚣多于冷静，喧哗而缺少和谐。一旦真的沉下心来回顾，会发现时间确实是个无情的筛子，能够留下来，让我们记住的声音，极为稀少。当然，这样说，不是否认，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文化界的发言在那个时候没有其道理与意义。

毫无疑问，李泽厚是八十年代的文化重镇，美学热、文化热几乎都与李泽厚息息相关，就像一位论者说的，李泽厚的目光波及哪个领域，那个领域就会热起来。颇为吊诡的是，在当下对于八十年的梳理和追寻中，被重视得不够的，恰恰是李泽厚。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其一是与李先生近十年来刻意淡出的姿态有关系，虽然李先生自己对于九十年代的总结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但是近年来追着李泽厚采访的媒体依然数不胜数，李先生先是能推则推，这种姿态，最近更甚（就在这篇文章动笔之前与李先生通电话，他还推辞说最好不写他）；其二则是九十年代以来，学界中不乏“超越李泽厚”的声音，一时之间，“李泽厚过时了”弥漫士林，学界口耳相传，年轻学人不加分辨，老师如是说，学生如是做，有时候，与我自己这一代的博士们聊天，说到李泽厚，他们都一脸惊讶：“他不是过时了吗？你怎么还在读他？”，李先生的著作，便如此被错过了；其三，文化的传承虽然有代代相因的一面，亦有此消彼长的一面，如果把历史界定在比较短的一段时间内，代代相因远没有此消彼长那么明显，老一代的人过去，年轻一代赶上来，本来就是历史的规律，真正历史的筛选，要通过较长的一段时间才能看得出来。

6月份的时候与李先生通电话，李先生告知其《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与《人类学本体论》出了新的版本，做了一些修订，李先生客气：“虽然大部分文章你都看过了，还是想听听你的意见。”

于是，重温李泽厚。

虽然，李泽厚的自我定位应该是“思想家”，但是，我读李泽厚，反倒觉得王元化先生“有思想的学术，有学术的思想”一语，用在李泽厚身上更为贴切。从学术上讲，李泽厚超越了长他一代的冯友兰与任继愈诸先生；从思想上说，李泽厚则超越了黑格尔与康德，从而提出“主体性实践哲学”的口号。“主体性实践哲学”将李泽厚自己50-60年代所倡导的“实践”范畴中潜含的“主体性”内涵突出了出来，使作为历史主体的行动着的“人”成为了哲学关注的焦点。而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李泽厚则是从传统出发，揭示出“儒家是从人际关系中来确定个体的价值，庄学则从摆脱人家关系中来寻求个体的价值”（《庄玄禅宗漫述》）。一方面，传统文化中有“不重个人及其权利，而重相互关系及其感情”（儒家）的“人情味”的一面，另一面又有“以现实利害和理智估量为基础，并追求形式的普遍有效性的理性立法方法”（法家）的一面，这看似针锋相对的两面，最终又能达到“法礼交融”、“援礼入律”、“法由理断”这样“儒法互用”的效果。（《说儒法互用》）。

今天下午和朋友聊天时说到胡适，我说人们对胡适的评价虽多，但是不解胡适的真义，胡适最伟大之处在于他对于个人主义的体悟和每每基于这种体悟在各个历史时期做出的选择。在这一点上，李泽厚的著作其实与胡适的体现一脉相承，只是李先生自己不察觉罢了。

我最初读《古代思想史论》，《说儒法互用》这一篇还没有补进来，但我在做李宗吾研究的时候，却延续了李泽厚先生的思路，我在拙作《李宗吾新传》中提出的一个观点就是，在中国经历了几千年文化熏染之后，通过李宗吾这个人物，个人主义再度崛起，并且引领一时风潮。而通过那本小书，我想表达的是，中国若想走上民主、宪政的道路，必须回到个人主义这个最低的思想底线。我曾经有个设想，中国的文化路径如果不成沿着儒家的道路走到现在，而是在延续杨朱（“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的“为我”之学，也是被孟子骂为“无父无母”的那位杨朱先生）以及韩非法家的路径，今日的中国是否会呈现另外一种面貌？中国进入宪政的时间会不会比西方早上几千年？

可惜，历史无法假设。

重温李泽厚，这些思绪接踵而来。而我读李先生的著作，感触最深的，还不是他的思想，而是他思考的角度。与其说李泽厚是作为一个思想家而思考，我倒宁愿说李泽厚是作为一个“人”而思考着，纵观李氏著作，李泽厚都是在解决自己的问题。“古之学者为己”，斯为大道。如今，处于风口浪尖上的当代学者把国外时髦的学说引进过来的时候，不知道，他们是否想到了，这里是中国？“本我”到底在哪里？

(发表于凤凰周刊)